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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物
从农民的儿子到大学教授

□叶洪添

    青山依旧,瞬间吾已步入暮年。忆往昔,风雨人生,感受不尽。撰写此文:一是人生的回顾。数十年间,在共产党的培养及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是怎样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历经艰苦磨难,攀登成为大学教授的,二是展望未来。让子孙后代及有志青年,能从我们老一辈干部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感悟到做人,做事的哲理,从中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担当历史的责任,超越自我,艰苦奋斗,勇于拼搏,开拓创新,无私奉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绚丽的诗篇!

   捷克的伟大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我就是这个神圣事业执着的追求者。我读大学前任过小学教师。1959年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暨南大学历史系任教。1962年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我满腔热情地奔赴偏远山区龙川县的一所中学执教。在“文革”动乱年代,我出于无奈离开了神圣的讲台,先后被调到该县人民医院任副院长及卫生局任副股长。1978年冬,我响应党关于教师“归队”的号召,放弃从政做官的机会,重返教育战线,立志在惠阳师专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我酷爱教育事业。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先后辛勤耕耘了40多个春秋。在这一神圣的园地里,我似烛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珍惜教师岗位,热爱青年学生。几十年来,我驾驭着命运之舟,在平凡的岗位上铸就了不平凡的业绩。

一、艰苦奋斗    伴我一生


  我是在1935年农历12月16日出生于广东河源市龙川县鹤市镇富石乡新来坑村的农民家庭。父母生下我六姐妹。由于生活艰辛及我三岁丧父,度日如年,母亲只好将我一个哥哥卖给别人,十余岁时病逝,还有一个哥哥亦因无钱医治年仅几岁他相继去世。最后剩下我的大姐及两个哥哥。我年龄最小。全家靠母亲种田为生。幸得我祖父从南洋打工回乡,购置了几亩耕地,勉强维持生计。正因为家境贫寒,姐姐及哥哥只读了一二年书就辍学了。
  我之所以能读小学升中学,一是幼子。母亲及胞兄都认为家里人没文化,受人欺负,要全力鼎助我成才;二是在旧社会村中族人有些资助;三是自己刻苦勤俭。记得年幼时小村子里只十多户人家,聘请不起老师办学。无奈我只好奔跑至数里之外的小学就读。又因别村的小学不接受别姓子弟读书,只好到处求学,甚至以卖给舅父做儿子,改名换姓才读完三年级。小学六年先后就读了六所学校,翻山越岭,艰苦状况,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常常是中餐在校吃自带的小口盅装的冷粥冷菜,早出晚归。在艰苦环境里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为嗣后的艰苦奋斗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中学就读的六年,也是不平凡的六年,生活艰辛的六年。从初一在金安中学读书到高三在龙川一中毕业,都是在极端困难的生活条件之下度过的。吃的是红薯饭,家里带去的干菜,每周用墨水瓶装上1.5两油带去学校。有时候吃公菜,每餐交2分钱,一汤匙蒸黄豆及二分之一块的白豆腐。我知道母亲生活困难往往是拖欠的伙食费通知单迟迟不敢交给她。穿的是母亲织的白粗布,用黄泥水染成黄颜色做成童子军服装。没有夏装冬装之分。往往一件衣裳一穿就是好几年。初中读书时没有鞋穿,整天都是光着脚走路、上课。那时没有羊毛衣、布鞋穿,到了严冬遇上剌骨的寒风难以忍爱,至今记忆犹新。
  我读初中时,常常交不起高昂的学费,为解决这一困难,我利用周末或假日卖过水果、米钵,上山砍柴头挑到圩里卖……。解放之初,生活有所改善,但读高一上了一学期课之后,仍然交不起学费,只好停学去教小学。薪金是一学期课之后,仍然交不起学费,只好停学去教小学。薪金是一学期六石大米。我将节约下来的钱,继续念高中。从高二开始,全县高中集中在龙川一中就读。能进入名校深造,喜悦之心难以言表。但是,求学之路仍然异常艰难。由于龙川一中校址在佗城镇,距我家60华里。那时,没有汽车可乘,也没有钱搭车,每周周末靠光着脚走路回家,返校时还要背一包大米,沿着山川小道,真是过了一坡又一坡,走了一山又一山。我记得待第二周回家时,双脚就红肿起泡了。返校时只好一拐一拐地拖着脚步行。有一次走到高山密林时我迷路了,从中摸爬一个多小时还出不来,心里焦急万分,生怕遇着老虎,当时只我一个人,流泪了。回到学校已是晚上七点,没有晚餐吃,匆匆忙忙赶到教室上夜自修,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955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学费伙食费全免,每月发两元钱助学金。共产党的培养,我感恩不尽。因家境贫困,无钱寄给我。学校发的钱,我一元钱购买生活用品,另一元钱还要节约下来买杂志、书籍。1959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广州暨南大学任教。因为身无分文,我只好在武昌卖掉一个铜面盆,就靠这5元钱做伙食费和零用钱,乘火车回到了广州。
大学毕业后,我和爱人的工资分别是63.5和35.5元。在知识分子中也算得上生活不错的了。然而,我还要负责母检疫站、岳母等七人的生活费,还要供三个儿子读书。每月扣除房租、水电、党费、杂志等费用外,人均不上10元。这艰苦的生活整整度过了20余年。生活艰辛,陪伴我一生。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忆往时,更能珍惜今天的幸福时光!

  二、锐意改革   成绩斐然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实践,锐意改革,才能闯出一条新路,再创事业的辉煌。
  建国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都对我教育改革观的确立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是一定要解放思想,打破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旧思想、旧观念,使我解决了敢不敢改革的问题;二是一定要勇于实践,敢闯、敢于试验,给我解决了如何改革的问题。于是邓小平理论在我心底燃起了熊熊烈火,我决心以行动实现自己追求改革的诺言。
  社会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冲击,使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两课”教学,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
改革,从哪里入手?我思考着、探索着……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为推动“两课”教学改革,我早在1992年就参加省第二批多媒体电化教学试验。那时,学校报名参加者寥寥无几。当时有人劝我说:“多媒体的介入并不仅仅是教学形式的转变,它是涉及教学思想、内容、方法、手段等全方位的深度改革,是整个教育观念的大变革,为此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万一改革失败了,不是自讨苦吃吗?”然而我想,教改如攀登高峰一样勇者胜。于是我满怀着成功的自信,身先士卒,带领同事们进行《中国革命史》多媒体组合教学试验,在校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连续两次参加省高校多媒体组合教学实验课的评比,并于1994年荣获评比二等奖。我根据课程特点,在同事们的协助下,精心制作投影片625张,教学录像带36盒1180钟,幻灯片100多张。
  初战告捷,使我信心倍增。我又决定以试验为契机,全面推行《中国革命史》多媒体组合教学试验收,在校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连续两次参加省高校多媒体组合教学的开展。为适应多媒体组合教学的需要,我又于1996年带领老师编写了《中国革命史专题讲座》一书,作为开展多媒体组合教学的配套教材在全校使用,并出版发行。由此开了在全省“两课”建设中编写电化教学教材的先河。
  同时,在我的领导和亲自参与下,社科部“两课”教学改革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原理》两门课程被评为省重点课程;出版著作、讲义4部,发表论文320篇。通过改革,使社科部的教学实现了五个转变;一是由传统的封闭的教学向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转变;二是由全面铺开向重点课程建设转变;三是由全面系统讲授向专题讲授转变;四是由纯理论教学向联系实际教学转变;五是由陈旧的教学管理向现代化的电脑教学管理转变。这五个转变使“两课”改革上了一个新台阶。1994年社科部党支部被评为惠州市先进党支部,1997年又被评为惠州市师德建设先进单位。
  我开展的多媒体组合教学,不仅成为学校教爱改革的典范,同时也为全省高校“两课”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在省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几年来,我先后多次在全省高校“两课”建设会议上介绍经验。1996年,我被评为广东省普通高校电化教育先进个人。《中国革命史》多媒体组合教学荣获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省高教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年3月,我代表广东省参加国家教委召开的马列课改革与建设座谈会,会上介绍了电化教学的经验,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从1992年至1999年先后有中山大学及长沙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等30多所省内外院校的同行前来社科部参观取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勇于拼搏   造诣深厚
  我们大学教师应该是学者型的教师。既是教师,又是学者、专家。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回到高教战线,为了弥补被耽误的时光,在搞好教学的同时,我争分夺秒地投身于科研。我认为,年岁大了,生命的节拍在分分秒秒之中争得时间就不会虚度年华,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要给时间以最大的浓度,给年华以最纯的结晶!我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考证不辍,苦思不止,先后出版专著1部,主编著作3部,编写讲义及辅导书5部,在国家、省级刊物中发表论文70多篇,是我校科研成果最丰富、获奖最多的教师之一。由于科研成绩卓著,我被推选为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邓演达研究》是我从事地方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作。这部历经8年辛勤耕耘、被列为省“七五”重点科研项目、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题写书名的著作,虽然只有20余万字,却是国内研究邓演达的第一部论文集。此书的出版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反响。书中提出的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为权威人士所折服。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在书序中称这部书是“大胆的探索,丰硕的成果。”邓演达的胞弟、广州社科院副研究员邓演超认为该书“每字每句写得十分真实、悲壮、感人”、“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1994年在惠州召开的“广东邓演达研讨会成立大会”上,专门为该书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我被推选为研究会副会长。1995年,我应邀参加“邓演达国际研讨会”,是大会的执行主席之一,并在会上宣读了研究论文,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邓演达研究》一书也填补了惠州革命史研究的空白,对当地及我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教书育人   奉献爱心
  造就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对社会、对学生奉献爱心,是自己的最大幸福!
  我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如今已是桃李满园。我深知教书必须育人的真谛,认真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与学生有着较深的感情,深受学生欢迎。十几年来,有钟芳先等40多名毕业生在我的耐心教育下愉快地回到贫困山区从事教育工作。在我授课的班级,得知一位学生不幸患上重病,住院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叫自己的家属去医院看望她照料她,为她做可口的饭菜,后来还捐钱送她回家休养。这样的事例,真是数不胜数。
  为了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不但十分注意运用丰富的东江革命史启迪学生继承与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在我的倡议和努力下,学校建立了海丰红宫纪念馆、东江革命烈士纪念碑、虎门鸦片战争纪念馆和叶挺纪念馆四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仍然挤出时间积极培养年轻教师。多年来,指导青年教师备课、修改论文、改进教学方法,在我指导下,先后有两名教师被评为讲师,一名教师被评为副教授;1994年,我率领青年教师前往上海、南京等四省市进行社会实践调查,考察了众多的革命历史遗迹,与兄弟院校交流“两课”教改经验,以拓宽青年教师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素质。为了使青年教师在科研上有着更多的成果,我不辞劳苦,牵头主编《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读本》一书,组织马列室全体教师参加编写,由北京知识出版社出版。我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感动着部里的每一位青年教师,成了青年教师健康成长的动力源泉。
  为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要,我带领社科部与中央党校、中山大学等院校联合办班,为社会培养了近千名专业建设人才。同时,通过办班创收,几年来,部里年均给每位教师补贴达1万元以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了教师的生活待遇,稳定了教师队伍,近10年来,没有一名教师要求调动工作。与此同时,我还为部里每位老师配备了电脑和打字机各一台,进行智力投资。
  东江水养育了我,我忘不了东江人民。十几年来,我先后为7批中学校长培训班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先后为我校师生及东江各地作政治辅导报告270多场,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赞颂“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宣讲港澳回归的伟大意义,受到高度评价。
  我生活简朴,却满腔热情地关心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先后为我校及“希望工程”捐款两万多元。“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唯有知识和爱心奉献给社会”,我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由于我的辛勤劳动和对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荣誉。我曾多次被评为校、市的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1992、1994年分别荣获“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特等奖、优秀奖和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三等奖。1995年被评为惠州市杰出教师。1997年又荣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二等奖及全国、广东省普通高校“两课”百名优秀教师光荣称号。现在,我虽过花甲之年,仍然精神矍铄,壮心不已,志在奉献。我视社科部为自己的家,把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命根子,率领大家开始新的攀登,向着新的目标,为“两课”建设,为中华师魂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五、退休生活多彩人生
  我是2002年退休,后又返聘了一年,是2003年最终离开工作岗位的。原本1995年60岁时应退休的,但因工作需要多干了8年直到68岁才退下来。刚退休,我与许多离退休干部都有同感,很不习惯,觉得空虚、孤独、忧郁、徬徨,不知如何打发日子……
  然而,我很快调整了心态:一是我阅读了不少书籍和报纸、杂志,吸取了丰富的保健、养生及处世的宝贵经验;二是凭借着我外向、开朗的性格,参加许多文娱、体育活动,从中结识了校外不少朋友;三是以我的专业和爱好,可以继续为社会服务,又能丰富自己的生活。因此,退休后四年间,生活过得是丰富多彩的。具体说来,我做到了如下几个方面:
  (一)、要有好心态、好心情。我认为,这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怎样才能调整好心态让心情好起来呢?一是要忘掉年龄、忘掉职务、忘掉恩怨、忘掉名利。之所以要忘掉年龄,因为年龄增长是客观存在,是自然规律。对年龄耿耿于怀,易产生悲观情绪。有的人说,老了就是等死,这是悲观论。应抱着乐观心态,顺其自然,过好每一天,活好每一天;之所以要忘掉职务,是因为要放下架子。在职时的职称、职务,现在已成历史。正因为这样,我就能放下主任、教授的架子,与民同乐;之所以要忘掉恩怨,是因为要在心灵里消除烦恼。积怨太多、太深,思想负担重、压力大,容易发牢骚,影响健康;之所以要忘掉名利,因为它有消极的一面。名利在人生中是无止境的。不追逐名利,忘掉名利,才能心态平衡,知足常乐。
  (二)要宽容厚道,团结他人。就是说做人做事,不应斤斤计较。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要坚持,非原则问题不要计较。俗语说,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对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这是生活中的辩证法。与周围人相处很好,“结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不但可以相互帮助、关照,常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家事,心情开阔,生活内容更加丰富。
  (三)看书学习,陶冶情操。周恩来总理曾说过,六十六,学不足。很多知识,是在退休之后才学到的。学习,可以丰富退休生活,增长知识,陶冶情操,保持晚节。我除每天坚持看电视中的新闻、电视剧之外,我还订了《文摘报》、《参考消息》等5种报纸和《新华文摘》等2种杂志。我要求自己每天看一个小时报纸外,还看一篇论文,每月看一本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
  (四)老有所为,奉献社会。我除了坚持看书学习外,还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继续为社会作贡献。一是每年最少发表3篇以上论文。离开工作岗位4年间,先后发表《廖仲恺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邓演达:杰出的人民民主革命家》等13篇论文。其中《怀念仲恺先生、弘扬仲恺精神》荣获惠州市纪念廖仲恺牺牲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二等奖。二是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社团活动。退休后由于社会信誉和工作需要,仍兼任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副会长、廖仲恺研究会顾问、广东老教育家协会理事、惠州市客家文化经济促进会名誉会长及惠州学院工委副主任等职务。去年,我代表学校参加首届高校校园文化高级论坛并在会上作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发言,得到与会专家好评。由于业绩突出,2006年我被评为广东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三是坚持讲学作报告。退休后每年仍为函授学员讲一至两门课程,与此同时,先后为惠州市国家安全局、公安局、公路局、铁路公安处、老年大学及惠州学院等十多个单位作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法制教育》、《海峡两岸关系及台湾问题》及《理想信念教育》等14场报告,受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四是退休后先后为家乡修路、希望工程及扶贫救灾捐款七千多元。
  四是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四年来积极参加市老年大学舞蹈队、合唱团及我校离退休合唱团活动并先后在市电影院、滨江公园及我校演出。我爱好唱歌,多年来被评为我校教职工10大歌手,去年荣获我校独唱大赛二等奖。与此同时,我坚持体育锻炼,每天清晨坚持散步,下午打乒乓球一至二个小时。至今,我虽然年龄七十有二,但仍充满活力,身心健康!

  六、总结人生    昭示后人
  我是怎样从一个贫苦的农民儿成为大学教授的呢?除了自己的艰苦奋斗之外,离不开党的培养,概述起来,我有下面几点体会:
  一是一定要树立崇高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崇高理想,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坚定信念,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去,我的思想还停留在感性认识。自认为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所以凭着对党感恩的理念去工作、学习的。随着在大学读书和长期接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我从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一个人的成长还不能停留在对党感恩、报恩的水平上,而应该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这是先辈和我们这一代人的优势。具有这种理性的认识,就一定能站得高,看得远,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拼搏奋斗!
我们要努力把个人的理想和奋斗融入到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奋斗之中。我在青年时期就立志为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一是入党;二是当一名优秀人民教师;三是晋升教授职称。
  现在,有许多青少年不愿谈理想,认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渺茫、空想、幻想;也有不少青少年不去追求信念,误认为建设美好的社会,是领导干部的责任,与己无关,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其实,理想信念决定着人生的总方向。理想是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希望和愿望,寄托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我有两点较为深刻的认识:一是国家安危,匹夫有责。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里,共产党的兴旺,社会主义的繁荣,人民的幸福,都是与自己的利益一致的、息息相关的;二是要把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完成现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全面建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完成现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全面建设小康计会,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和步骤,而共产主义理想又指导着我们更好地实现当前的目标和任务。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关,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
  理想的实现,要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和顽强的拼搏。例如我为了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从1954年高三读书开始申请,直到1965年冬在龙川中医学校教书时才获批准,先后递交了五次申请,经历了十一年漫长的岁月。读大一时组织上指出我学习成绩还不够好,我勤奋好学,毕业时成绩优秀被分配到暨南大学任教。暨大当教师时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求我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先当好一个合格的辅导老师,我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1960年6月被评为暨大先进工作者。1962年国家困难时期,我与绝大部分助教,响应党中央号召,被调整下放到龙川佗城中学任教。我再次申请入党。组织上要求我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功夫。那时我担任初中语文、历史教师兼任教工团总支书记,我还很年轻,精力充沛。一方面在全校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宣传活动,另方面我兼任初三班主任,对学生的德智体抓得很紧,在各任课老师共同努力下,仅一年时间,该班学生的精神面貌和学习质量大为提高。考取高中的升学率由1962年的2%提升52%,其中大部分考取重点中学和老隆师范就读。1965年7月,新办了龙川劳动大学。该校设在县城郊区的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条件十分艰苦,又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组织上又调我去任政治老师兼任学校团委书记。我毅然服从组织分配。那时我算是个文弱书生,每天有半天带领学生参加体力劳动。记得最艰苦的劳动就是要将百斤重的水泥由山下挑到山上建水电站,天天如此,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辛苦的锻炼。除与学生同劳动之外,还要跟学生同吃,师生种青菜,每月伙食费仅5元钱,还同学生同住在茅屋里。刚建校时没有教室,要在露天的环境下给学生上课。今天看来,确是培养人才的好学校。由于我表现突出,1965年春被评为惠阳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在劳大仅工作一年时间,由于组织的需要我又被调到省龙川中医学校任政治老师。十一年来,我一直热爱教育事业,几乎每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经受了服从组织分配、工作极端负责、生活极为艰苦的考验和锻炼,终于在1965年12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要知道,那时全县文教系统只批准了两位同志入党。除我之外,另一位是附小校长陈运添同志。可见,当时入党是很严的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第二、三个人生目标,是当一名优秀人民教师和晋升为教授。这既有内在联系,但两者又有区别。前者是指在人民教师队伍中,是最杰出的、最优秀的;后者指要达到教授职称这一要求是最高的也是最难的。绝大部分同志被评上副教授之后,就不敢再前进一步、再上一个阶梯了。所以能成为一名优秀人民教师,还不一定能当上教授。当然,当上教授的也不一定能当上优秀人民教师。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无论当优秀教师,还是当个教授,这两个目标要求都很高、都很难。这与同攀登珠穆朗玛峰,要一步一步往前走,敢于吃苦不怕累,还得具有无比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
  我衡量自己,我的第二、三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一是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长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的青年,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具有深厚的感情,到了读大学之时,就已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二是自幼年开始,较长时间过着艰苦生活,为我确立艰苦奋斗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在暨南大学执教三年,得益于我的指导老师——丘陶常教授谆谆教导,从严要求自己,懂得为什么要做学问和怎样做学问的道理和途径,为我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理论和专业知识基础,与此同时,我长期养成爱买书、爱看书、爱写书的良好习惯。知识,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丰硕成果;知识,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台阶。我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节衣省吃,把钱存储起来,每月坚持购书,至今藏书共有十二个书架。我可以说桌上有书,床上有书,床头有书,简直房里是书的海洋。我感悟到一个道理,多看一部书,就等于在我身边多一个辅导老师。这不但增长了许多知识,而且能及时了解新的科学成果和学术上的新观点,为撰写书籍及论文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这也是使自己能在写作上达到多产出优的奥秘;四是当优秀的人民教师、教授,是长期奋斗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从1978年我再次回高校执教之时,就下定决心,努力为之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历经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可说是14年的计划、14年的拼搏和14年的经验总结,最终于1992的春由广东省职改委员会批准为教授。嗣后,再拼搏了四年、五年,于1996年、1997年被评为惠州市杰出教师和全国“两课”百名优秀教师;五是理想、目标的实现要有多方的鼎力支持。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惠州大学党委、行政的支持。党委书记陈优生、校长黄石生等多届校领导,十分关心我成长。从1980年至1998年先后在任18年的系主任,经受锻炼和考验,无论是教学改革,还是科研立项都全力扶助;再次是同行的相助。我从1980年开始担任中共党史教学至今,得到广州著名高校杨世兰、郑应治、谭康、黄振位等10余名教授的支持。同行的思想、业务交流成为知心朋友。由于地市的条件所限许多专业书籍、内部资料和学术新成果都是他们提供的,学术研讨会也都是他们介绍我参加的。我深深地体会到,数十年来我在高校教学、科研中,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同行同志的倾心帮助,单靠自己孤军作战,是不可能更快地提高自己知识水平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的;最后,小孩的事业也成就了我,使我能安心的工作。尤其是妻子操持了家务,更使我能有更多时间集中精力放在教学与科研之中。由此可见男人们事业成就就有自己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这是一生所不能忘怀的。
  二是一定要更新观念,具有创新精神。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敢于改革,敢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每个人成就事业的根本。我是较容易接受新事物的人。一是在教学上,我早在1992年开始对《中国革命史》课程,开展多媒体电化教学,政治理论课改革走在全省的前列,并获得全省教学改革二等奖,与此同时还出版发行了《中国革命史多媒体教程》,发表了七篇论文,培养了雷吉来、陈璐两位年轻教师,使他们较快地晋升为副教授;二是在科研上创新。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重点开展对惠州地方革命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民主革命家邓演达、廖仲恺、叶挺等重要人物的研究。其实科学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苦的脑力劳动。我搞科研,大都是在吸取、消化前人的成果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从不搞观点和材料的东拼西揍。例如:我在八十年代初期,针对毛泽东同志说的,在我国只有这样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结论,提出了质质疑。为此,我写了《试论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这篇论文发表在《惠阳师专学报》上。我认为,在我国,农民起义或者农民战争,对封建地主及其政权,给予有力的打击和斗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不是唯一的动力。封建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因为封建地主阶级不但在催毁奴隶社会的残余势力、发展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农民起义后,不断总结封建统治的教训,对农民阶级实行让步政策,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我认为我阐述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例如,我针对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撰写的著作中,说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看法。我首先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和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进行分析,指出,邓演达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是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坚强战士,是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因此,邓演达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这是我22年以来研究邓演达的最新学术成果。据此,我撰写了一万多字的论文《邓演达:杰出的人民民主革命家》,后经删改发表在2007年3月1日《惠州日报》上。这是全国首次公开发表这一新见解重新评价邓演达的学术论著。去年冬,我在广东邓演达研究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得到绝大部分专家、教授的充分肯定。例如,为体现科研方面的创新,由我主办的电教室陈桂成等七位同志参与的“邓演达思想研究网站”得广东省教育厅批准立项。这个网站为全国首创。自2003年成立至今四年来,网站收集我的专著及论文、评论、索引等共计50多万字。教育厅组织专家检收合格并得到一致的好评。这对促进科研、教学现代化、信息化,宣传惠州“四东文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是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也是我们做人的根本。数十年来,我做人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即:爱讲话——开会时踊跃发言,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敢讲话——敢于讲出我认为是正确的而领导不喜欢听的话;讲真话——谈问题、提意见,以事实为准绳,不去讨好、吹捧领导。总结我的人生,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在社会上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人的思想十分复杂。你讲真话,有人反对;你讲假话也有人支持。这说明社会风气不好,党风不正。爱讲假话、讲大话、讲空话大有人在。“假、大、空”既害国家他人,也害了自己。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它的来由已久。古代秦朝有“指鹿为马”的故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主编了《明实录》一本名著。其实,不是实录,它所讲的问题,特别是所举数字,全是假的。有人知道,但不敢讲真话,怕得罪皇帝。我国著名作家马金写了《家》、《春》、《秋》等不少名作,早几年在他临终前针对社会风气不好的状况,说了三个字:“讲假话”。现在社会上可说是假字当头。什么假货、假文凭、假档案、假报表,甚至有的是假夫妻,处处可见。奉承领导者有之,包庇作假者有之……。它已经危及国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引起党中央及全社会的关注。有的老百姓跑到某市政府的“打假办”,将办公室的牌子改为“假打办”。
  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干部学生就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即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无私。俗语说,“心底无私天地宽”。那些喜欢讨好领导、拍马屁的人,为满足个人私欲,一味追求升官发财的人,他必然要搞“假、大、空”,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天,正在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我认为全党、全社会要密切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及自己的实际,认真落实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党的思想路线,与不良的思想倾向作斗争。
  我是一个爱讲真话、厌恶讲假话的人。得到广大干部的支持,但某些领导却不高兴。1987的夏,在评定职称时,某学校领导为大力支持某校领导评为副教授,在全校评委会,第一次投票没有通过后,不断做“思想工作”,第二次没通过,接着又以“后补副教授”名义强行要求评委进行第三次投票。这次投票结果,某领导排在“后补副教授”的第一名,其他三位申请者被分别排在第二、三、四名。后来,就将那位领导的姓名列入被评为副教授上报省高教厅。事后,评委委员议论纷纷,三分之二评委成员联名往上反映:一是按规定,只能投票一次,且必须超过半数才能被通过。学校领导违反了职称评定的决定;二是那位校领导申报副教授没有一篇论文递交给评委会。我坚决支持联名写信,揭露学校等领导不正之风。接着,省派调查组下来调查,证实了学校主要领导在评定职称问题上的错误作法,取消了四位同志副教授的资格,刹住了歪风邪气,保证了学校建设的健康发展。
   四是必须建设和谐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生活的港湾。家庭和谐是社人会和谐的基础。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与家庭美德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现在,有不少家庭存在不团结不协调的情况。如吵架、打架、离婚以及财产纠纷、虐待老人等等。如何营造和谐的家庭呢?我认为:一是做父母的要起表率作用,父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子女产生最大的影响,“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二是努力提高政治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为和谐家庭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我爱看书刊,工作满腔热情,对妻子、孩子有着深刻的影响。现在,除孙子还小之外,家里有八口人。其中七个是本科毕业生,一个中专毕业生。两个孩子是是研究生,其中一个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生。我是教授,还有两名都是副教授级的职称(大儿媳是市中心医院的高级护理师、小儿子是高级工程师)。全家八个成人中其中中共党员有六名,参加民主党派的有一名。全家除我的爱人是护士外,行政级别有正副处级各一名,科级一名,其中三个儿媳妇是股级干部。文化素质高往往有修养,有素质,通情达理;三是经常进行思想交流。我能做到对爱人和孩子亲情、和蔼,平等待人,让他们敢讲话、讲真话,乐意接受他们的正确意见和建议。这样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心情,使家里充满和谐、友爱的气氛。让我们老年人感受社会主义的美好时光,共享改革开放的劳动成果,共度晚年的天伦之乐,让生活充满阳光,期盼2020年惠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蓝图在我们眼前展现!



更新日期: 2011-8-30     浏览次数: 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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