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伯明的一段回忆
□    文韬  摘

　　1939年11月，蒋介石派其亲信陈诚到广东来部署反共，大造反共舆论。广东国民党东江当局立即行动，于12月下旬下令限制“东团”的活动。悍然非法逮捕“东团”博罗队杨德元、李健行等23人。与此同时，积极准备以军事围攻，消灭我们的部队。
　　香翰屏一伙用软的一手失败了，就用硬的一手，准备用军事手段来消灭我们。从1939年底开始，他们以“协助工作”为名，派人到王作尧同志的第二大队担任副大队长、副中队长等职务。1940年初，派了3位军官到我们新编大队来“了解情况”，接着又派两个政治工作人员来当连的政治指导员。企图通过欺骗拉拢，逐步掌握我们这一支部队的情况，乃至控制我们的部队。如达不到控制的目的，则为其用军事手段消灭我们作准备。对于香翰屏这一着，我们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在内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上采取严密措施，使他们派来的人员无法施展其奸计。他们派来的指导员，在连宣传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人领袖等法西斯谬论时，我们的战士以提问的巧妙方式和他作斗争，弄得他不能自圆其说，下不了台。国民党的政治官是吃不了苦的，我们就给他们出难题。我们每天不是搞军事训练，就是去帮助群众劳动，晚上进行夜行军露营；一天两顿粗米饭，除了青菜都是咸菜。搞了个把星期，他们便藉口回去汇报工作，就渺如黄鹤。这一着又失败了。
　　1940年2月初，看翰屏命令我们新编大队到惠州“集训”，一天一个电话，还不时由罗坤转告催促，企图在集训时把我们部队包围缴械，一网打尽。我们洞悉其奸计，提出种种理同，表明不能去集训。香翰屏见我们不上钩，就以“军令必行”，迫我就范。形势十分严峻，一场我们想要避免而又无法避免的内战已迫在眉捷。为了试探一下是否有一线可以消除亲痛仇快的内战的希望，我们决定派周伯明同志去惠州“谈判”。
　　3月4日，周伯明以新编大队副大队长的身份，带了两名战士到达惠州。第二天上午，他即到游击指挥所求见香翰屏。香翰屏不出面，由他的参谋长杨幼敏接见。一场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在指挥所的会客室展开。
　　周伯明见到杨幼敏之后，即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马上向杨幼敏报告近日的敌情和我们同日军作战的情况，提出迅速补充弹药的要求。杨幼敏听不得耐烦，未等周伯明讲完，就粗暴地说：“指挥所再三命令你们新编大队来惠州集训，为什么不来？”周伯明说：“听说有这回事，但因前方军情紧张，我们以抗日为首要任务，还来不及执行上峰集训的命令。”杨幼敏听后，打起官腔，提高了音调说：“前方作战自属重要，那里有国军承担保土安民之责，我们大队新兵多，未经严格训练，是没有战斗力的，政府爱护你们，下决心调你们来集训，这是党国对你们关怀。”周伯明听后气得沉不住劲，就接口说：“参座，你是知道的，从惠州、淡水到敌人驻扎的深圳、沙头角、南头一线，在前线的部队只有我们新编大队，并无任何国军。就以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来说，独立第20旅、保安第8团、罗坤的第2支队，哪一次同日军正面作战过？哪一次不是闻风而逃？在坪山地区的老百姓信任的不是国军而是新编大队。我们要是离开了前线地区，老百姓要遭殃，我们也不放心。政府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希望上峰改变集训的命令。”
　　杨幼敏听后马上脸红起来，但又突然转成个笑脸说：“你们抗战有功政府是知道的，也向战区司令长官报告了，战区长官不是传令嘉奖你们吗！惟其如此，才想把你们部队加起强起来，使将来更有战斗力。来惠州集训，既可提高部队的素质，还可以考虑加强装备。”讲来讲去，还是要我们去“集训”。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不能到惠州的理由，周伯明十分诚恳地说：“参座！政府的关怀我们心里很明白。来惠州集训的命令，我们实在难以执行。因为我们这个部队一部分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一部分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回国的华侨。政府没有给过我们一分钱，一粒米，一粒子弹，我们的经费全都依靠爱国华侨的捐助。他们要求自己的部队保卫家乡，我们没有胆量违背他们的意愿离开前线，拉到安全的后方来集训，万一那一带地方的人民因我们离开而受祸害，我们怎么交代？恐怕以后连饭也没得吃了。请上峰体谅我们的处境和困难。如果政府要提高我们部队的战斗力，我们请求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第一、给我们补充弹药，加强装备；第二、由上峰派几名教官到部队来加强训练，这既能体现上峰对我们的关怀，又使我们不致为难。”周伯明一口气把出发前我们集体研究如何说明不去集训的理由和让步的极限都说了。
　　杨幼敏见他的骗术失败，又提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周伯明，于是，恼羞成怒，暴跳起来，用命令的口气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新编大队也不例外，指挥所既然下了命令要你们来集训，军令如山，谁敢不服从？”看来，要摊牌了。周伯明回敬他一句：“抗战有利的事，我们坚决服从，否则我们不敢承担责任。”这一下把杨幼敏弄得火冒三丈，他进一步威胁说：“谁敢不服从？军法论处！”周伯明也不示弱，接着说：“日本鬼够凶了吧！我们什么时候怕过？谁要不讲理，我们也不怕，奉陪就是了。”说完，举手敬了个礼，回头就走。杨幼敏追上来说：“你好好想想！”此时周伯明感到如果顶得太僵，杨幼敏下令把他扣押起来就不好办了。于是，想缓和一下气氛，来个缓兵之计，麻痹一下杨幼敏；同时也想进一步摸清对方安排我们去集训的具体部署和意图，就停下来，回答说：“好！我想去集训的地方看看！”杨幼敏以为被他吓服了，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叫副官带你去看。”
　　下午，指挥所的副官带周伯明到计划安排新编大队集训的地方。原来他们想把我们骗到惠州西湖中的一个小小岛湖心亭去“集训”。这小岛仅有一间空庙，四面湖水茫茫，仅有一条狭长的小道通到岸边。只要有一挺机枪就完全可以把小岛封锁，岛上的部队就插翼难飞。这个地方用来缴械是再好不过的了。香翰屏一伙的狠毒用心昭然苦揭了。周伯明立即巧妙地脱身回来报告情况。
　　1940年初，反共高潮从北南来。香翰屏一伙在其软硬兼施的阴谋诡计一一破产之后，加上深圳、沙头角日军暂时他调，他们不需要我们抗击日军掩护他们了，于是就部署他的最后一着：打！全力纠集优势兵力，向我们实行军事围攻。


                                             （摘自《曾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