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建新

　　客家是在千年的移民过程中诞生的一支最具传奇色彩而又特立卓行的汉族民系。客家民系在众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以自己独特的存在和文化现象，催生了自己的学科——客家学。
　　约在两百年前，即嘉庆十三年（1808）五月廿日，在惠州丰湖书院授课的徐旭曾（注1），对学生们就土著和客家人的问题提出的“何谓土与客”,“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等询问，从客家渊源、语言、风俗、妇女等方面，发表了专论《丰湖杂记》（注2）。这篇文章是有关客家问题的最早论述，比国外对客家问题的研究要早50多年。（注3）研究客家问题的专家学者们把《丰湖杂记》誉为“客家人宣言”（注4），它的发表标志着客家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关注。《丰湖杂记》对后世客家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提出“中原衣冠旧族”是客家渊源的论点影响着后人对客家民系的研究

　　客家民系在迁徙中形成，又在迁徙中繁衍。正是不停地迁徙，造成各种地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汉民族的历史不断补充新的内涵。了解客家人，可以了解汉民族的迁徙史、融合史、文明史，进而可以较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
徐旭曾身为客家人，对“客家”有着深切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他从史学角度，指出客家民系的渊源：客家先人的身世“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这是最早的从年代划分上确定客家渊源的论述。在《丰湖杂记》中，徐旭曾最少从四个方面为“中原衣冠旧族”的观点作论据：
　　一是源出中原。宋徽、钦北狩（靖康之变，徽、钦二宗遍金人所俘），高宗南渡时，有“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百姓亦多举族相随”，而且“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这支由故家世胄和百姓举族组成的南迁队伍，就是分散到各地，那怕是剩下的极少数，也是来自中原的“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其所繁衍的后人，依然是中原旧族的后裔。
　　二是民族气节。客家与推翻宋朝的入侵者有着强烈的敌对性，“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真是时时为忠义而战，处处有悲壮之举。结果自然是惨烈之极：“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当宋朝被推翻后，面对元朝的统治，那些中原旧族，隐居避世，不与朝廷合作，“终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非忠义之后，其孰能之”。从中可见客家人的民族气节。
　　三是承传中原文明。徐先生在《丰湖杂记》中，叙述了客家在今天所说的大本营福建长汀和客家腹地梅州、河源、惠州等地方承传着中原文明：“礼教自持”，“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他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客人之风俗俭勤朴厚”与中原相同：“余昔在户部供职……屡至汴、济、淮、徐各地，见其乡村市集间，冠婚丧祭，年节往来之习俗，多有与客人相同者。”从而证明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渊源。
　　四是语言佐证。“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但是却“随处都可相通”。而与迁徙所在地的土著，“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故他强调，居住在“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的南迁中原后裔被称为客家人，居住在那里的中原后裔也因与土著有区别而“自称为客人”。
　　徐先生罗列了大量的事例，是为了坚定地告诉人们“益信客人之先本自中原之说，为不诬也”。此后，“中原衣冠旧族”的论点为研究客家渊源奠定了理论和方向。20世纪30年代，客家研究代表人物罗香林提出“五次大迁徙”说，为“中原衣冠旧族”作了详细的论证。至今，在客家问题的研究中，“中原衣冠旧族”的论点仍然被推崇为权威论断。

　　二、界定“南来岭表”的时期是形成客家民系的主要起始阶段为后世所共识

　　徐旭曾的《丰湖杂记》，追溯了客家先民最早的南迁时期，即“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期间。把客家先人的迁徙时间锁定在北宋末年，而不是两晋时期，而“南来岭表”的时间，则是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的时候，理由是“尚有自东晋后前来者，但为数无多”。为数不多，则难于产生重大影响，影响不大，则未能形成群体之势，没有一定的人群优势，则不具备形成民系的基本条件。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虽说有远在五代以前者，然那时人数无多”。“就是宋朝初年，移住那些地方的客民，也还是数目无多。南宋以后，客民向南迁徙的，始一天多似一天。” 罗先生的论述，有力地支持了徐旭曾的“南来岭表”的时间。
　　研究客家的资料显示，中原人群大规模南迁有五次：
　　第一次是秦朝。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秦始皇为了征服南中国，派50万大军“南征百越之君”而灭楚；后又“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注5）《南越列传》还说：“以谪徙民，与越杂处”。秦始皇三十六年，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注6这些“无夫家者”中有不少人最后成了士卒的家眷。这支部队没有往北返回，而是留在了当地，主要的原因是赵陀在南越称帝。唐乾符五年（878），龙川翰林学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秦徙中国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四姓）。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凡三十五世矣。”（注7）
　　第二次是汉朝。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5），大批中原士卒南戍岭南，分驻于郡县及军事要冲。汉元封元年（前110），闽中及揭阳（潮、梅古为闽越地）的闽越人迁走，只留下秦中县徙民后裔。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黄河流域大批汉民又纷纷南迁，“流入荆州者十万家”。后来还掀起由海道南迁的高潮，即所谓“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在南迁至汉水流域和赣北、赣中的先民中，有又一部分迁入赣、闽、粤地区，成为“原生形态的客家先民”。（注8）
　　第三次是在晋朝。公元四世纪初，西晋“永嘉之乱”导致“五胡侵扰”，中原汉人为避战乱，大举南迁，最终引起了以衣冠士族、官宦大户为主体的中原居民向较为安定的江淮地区迁徙。也有一些迁往今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地，史称“衣冠南渡”。那些迁往今闽、浙、赣、粤等地的中原人，就是徐先生所说的“尚有自东晋后前来者”。
　　第四次是唐朝。唐末，黄巢造反，战乱又一次驱使中原人民大规模的迁徙。黄巢的队伍从河南经淮南、进浙东、入江西、抵福建、转广东、奔广西、出湖南、退湖北、扰安徽、攻洛阳、占长安，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后来聚居客家人的地方，大都有反映这一时期百姓逃亡，携子负侄的妇人途中怒斥黄巢，黄巢许以“挂葛藤者不杀”，百姓获救的“葛藤坑”故事。晋朝时期“衣冠南渡”到达的江淮地区，正是黄巢席地卷杀的主要地带，已经迁徙过一次的“中原衣冠”不得不又再次向南迁徙。罗香林在考究这段历史时说，“这次迁徙，其远者已达惠（州）、嘉（应）、韶（关）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长汀、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东南各地。”
　　第五次是宋朝。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原来居住在中原及江淮流域的汉人，又多次迁移，广布于南方各省。其中，经鄱阳湖流域到达赣南、闽西、粤东北的一支汉人，便成为后来形成各家民系的主体。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不仅仅是中原人民逃难，就连当年居住在后来被称为客家大本营地区（赣、闽、粤边区）的百姓，也跟着“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有的从“湘、赣逾岭至粤”，有的从“赣而闽沿海至粤”，都是为了躲避残暴的元兵带来的“全家覆灭、全族覆灭”的灭顶之灾。
　　五次都是因战乱、天灾等原因引起北方汉民族为了生存而举行的大规模迁移。前面三次南迁的定居地主要在江淮一带，第四次则是包括先行到达江淮地区的“衣冠旧族”一并继续南迁，到达后来成为客家大本营的赣、闽、粤边地区。前四次南迁，可以说是为客家民系的形成作出了铺垫。而第五次南迁，实际上是以江淮地区为主的南迁。徐旭曾之所以说是“南来岭表”，而不说是从中原南迁，是因为“高宗南渡”，中原衣冠旧族“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之后，已经“寄居苏、浙各地”了。元兵大举南下时，“寄居苏、浙各地”的中原衣冠旧族，随着“宋帝辗转播迁”，才来到岭南。因此，第五次南迁是客家民系形成前后的最后一次中原居民大规模的移民。此后，中原居民很少有象以前那样的大规模的迁徙了。
　　徐旭曾界定“南来岭表”时间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为研究客家民系形成的初始年代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对“南来岭表”时间的肯定，并不否定客家先民的中原南迁史。徐旭曾在梳理出客家先民南迁到江淮一带，再由宋元时期通过海路、陆路分别到达赣、闽、粤边地区的路线后，肯定了赣、闽、粤地区成了孕育客家民系的摇篮，成了养育客家人的大本营，进而肯定了今天的赣州、龙岩、三明、梅州、河源、惠州、韶关等市的40多个县是“客家基地”。
　　“南来岭表”的时间界定，在客家研究中有着很大的影响。罗香林先生在研究客家源流时作出了“五次大迁徙”的论断，他所说的前三次，是北方汉民族的大规模迁移，第四、五次，则是客家民系形成后的再迁徙。罗香林所说的第三次迁徙，从时间上和路线上，对应了徐先生所说的“南来岭表”时期。后来的客家研究者对这一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最有代表性的是《客家风华》的评价：“真正称得上是客家民系大迁移的，就只有‘第三次’这一次了”。（注9）
　　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王东博士在他的《客家学导论》中说：“这一过程的实现，是以不同形态的客家先民迁入大本营地区为其前提的。故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应该以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迁运动基本中止为标志，而其完成则当以由大本营迁出之居民能够在总体上保留其语言文化特色为标志。”（注10）从“南来岭表”的南宋末年算起，客家人的祖宗已在赣、闽、粤边地区“世居数百年”。客家民系迁出的时间，“其下限则在明代中后期”，到徐旭曾发表《丰湖杂记》时，客家人的居住地范围，也从赣南、闽西、粤东北的大本营地区扩展到粤西、粤南以及湖南、四川、台湾等省内，甚至东南亚一带，而且“都能在总体上保留客家民系的基本语言和文化特色”。（注11）

　　三、指出客家妇女“立身持家”的社会地位是客家有别于其他民系特征之要客家人注重教育，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肯定了这一点：“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即古人“负耒横经”之教也。客家研究中，也把“重教育”列为客家民系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笔者认为，最能体现客家民系特征的是客家的妇女。
　　客家妇女以贤惠、勤俭著称于世。因为是“自幼至长，教以立身持家之道”，所以在客家社会中，客家妇女是家庭的重心，是主持家政的一家之主。因此，客家妇女这一社会群体在传统的客家社会里的家庭地位、经济地位与文化地位相对于其它民系的妇女而言较高。
　　文化人类学认为：社会地位是指不同群体中的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职位、身份、权利、资源、价值、责任、影响和作用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地位的表现形式一般包括两类：一类是与生俱来的归属地位，如性别地位、亲属地位、年龄地位等；另一类是后天获得的地位，包括职业地位、政治地位、宗教地位等。评价女性地位一般是指两性的相对地位，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相对男子说来，在一定范围内（家庭、社区等）妇女具有多高的威信、权威；二是相对男子说来，妇女拥有多大的权力去做她们所做的事情；三是社会认为女性相对男性有多重要的价值。
　　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特别指出客家妇女不缠足的特点：“自经国变，艰苦备尝，始知缠足之害。厥后，生女不论贫富，皆以缠足为戒。”客家人在岭南立稳脚跟后，因所处环境山多田少，客家男子不得不读书求仕或纷纷外出谋生，极少承担家务。清《赣州府志•风俗》载：“各邑客家妇及女仆多力作，负水担薪，役男子之役”。这是客家民系的移民属性决定了客家地区有别于其他汉民族居住地的男女分工模式。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客家妇女的生计贡献比男子更稳定长久，“由其勤俭足以自立也”。客家地区有一句俗语：“没有老婆不成家”。在这个“家”中，不仅是“结婚生儿育女”，更重要是指客家妇女在家庭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客家妇女要充分扮演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好婆婆的家庭角色，“其于归夫家，凡耕种、樵牧、井臼、炊衅、纺织、缝纫之事，皆一身而兼之”。从针头线尾（缝补衣服）到灶头锅尾（操持家务）；从家头教尾（养儿育女）到田头地尾（耕种土地），“事翁姑，经理家政”，甚至应酬亲朋等，都由客家妇女包办，而且要做到“井井有条”。男子出外求官、谋生，虽可能创下家业，但多为不定数，有的十年八载不回，或者一去便杳无音讯。如此情形下，全家的生存重担便依托在客家主妇身上，她们依靠家中几亩薄地（有的是租佃来的地），以惊人的毅力，克勤克俭，维持整个家庭生活。即使男子有寄钱回家，则或储积生息，或用于购置田屋、供子女读书。徐旭曾非常钦佩地说：“其聪明才力，真胜于男子矣”，甚至发出“夫矣他处之妇女所可及哉”的赞叹。
　　在客家社会中妇女还是社区文化重要参与者。由于家庭、经济事务的需要，客家妇女更多出入于社区之中，参与社区活动。如赶墟采购、宗族庙会、山歌对唱。就是经营小生意、小买卖，客家女也不逊色。他们健美、整洁，不缠足、不束胸，大方得体，泼辣能干。这种文化特性自然使客家妇女在客家社区中占一席之地，因而客家社会乃至国内国际社会均不否认其文化价值。曾在客家地区居住多年的美籍传教士罗伯特•史密斯在《中国的客家》一文中对客家妇女评价道：“客家民族是牛乳上的乳酪。这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客家妇女”，“客家妇女真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妇女中最值得赞叹的了”。一部客家人的历史因客家妇女而锦上添花。

　　四、强调“别成风气”的客家民系形成历程是标榜正统论误导对客家的认识

　　徐旭曾先生在《丰湖杂记》中，还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南来岭表”的客家先人们，躲过战乱，就地停留下来，在“毗连千数里之地”，“数十里无人烟”的赣、闽、粤地区“相率迁居该地”。为了谋求生存，他们克服烟瘴潮湿，水土不服，“风俗语言不同”等重重困难，“披荆斩棘，筑室垦田”，以小规模、低水平的耕作方式，“种之植之，耕之获之”。虽然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但还是得到了“休养生息”，人口得到繁衍，家族也逐渐兴旺起来。稳定下来之后，他们便在新垦殖的地盘内开始“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根植于农耕文明的务实精神，使他们能够自强自立，寻求新的发展。经过了若干时间，终于“别成一种风气”。
　　徐先生所说的“别成一种风气”，实际上是说到达赣、闽、粤其地之后，经过“休养生息”，南迁的中原人群虽然融合了新居地的农耕文明，但始终“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地承传着中原文化，始终保持着“忠义之心”，始终因“风俗语言不同”而有别于当地的土著，“惟与土人风俗语言，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他还特别强调就是经过很长时间也不会改变，“恐再千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
　　徐先生本身是客家人，有着对客家是“中原衣冠旧族”的自豪感。他的“别成风气”的论点，表面看起来是有别于土著，即由于衣冠旧族的风俗语言未能与土著相同而相通，所以土著“称吾为客人”，而衣冠旧族有因土著的“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而“自称为客人”，实际上是强调客家人的“中原衣冠旧族”的纯血统论。当万里迁徙，千年奔波，到达赣、闽、粤边区，找到了一片荒芜贫瘠的土地并有所拓展后，在中原衣冠后裔们的潜意识中，高贵的“士族”心态便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荣耀，自我认定继承的汉族文明是正统的中原文化，客家人要“雅不欲与土人混处”。徐先生还执着地强调，土客之间是有天生的区别，“土自土，客自客”，各自应该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即“土其所土，客吾所客”。
　　汉民族是以中原古华夏族为主体，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地同化和融合后才形成的。客家民系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凡经过、停留、居住的地区，周边都有众多的少数民族或汉民族的其他民系，至今，在传统的客家文化中还可以看到百越族、特别是畲瑶族的古老的习俗。《太平环宇记》宋•乐史卷259《循州风俗》载：“织竹为布，人多獠蛮，妇市，男子坐家”。循州（今龙川县）在粤东，循州獠蛮应即今日粤东畲族之先民。如客家妇女特别勤劳，应是其先民承传了畲瑶族妇女一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长处；客家妇女为了生计，为了劳动，他们向居住地的畲族妇女学习。畲族妇女不缠足，因为她们同样承担繁重生产、生活事务，同样承担起生计重任；客家妇女的滚边服饰、凉帽以及独特的发髻等，都是少数民族妇女的打扮；客家农村男子在家照料孩子而不务家业是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客方言中以“亚”字带头的称呼，饮食中的擂茶、熟米、蒲包饭等都是畲瑶族的传统土俗。等等。（注12）
　　由于早期研究客家问题的人士大多是外国人和客家人，所以，在徐先生的观点的影响下，包括罗香林生先在内的研究客家问题的权威人士，进一步提出了客家是“纯粹汉族”血统的观点。这个观点，一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再次掀起客家问题研究热时，才在百家争鸣中初步达成“客家是中原汉族在南迁过程中同化和融合途中及定居地土著居民文化而形成的一支汉民族民系”的共识。由于对客家研究有近200年的历史，“纯粹汉族”论和“士族”论又是在早期提出，至今仍在客家人的生活圈中产生着较大的影响，要彻底改变这一观念，还有待努力。这也是我们客家文化研究工作者的义务。

　　五、发表《丰湖杂记》的诱因“土客械斗”反映客家民系已从成熟走向拓展

　　《丰湖杂记》一开篇便说：嘉庆年间，“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者调解始息”。“土客斗案”即“土客械斗”。广东早在明代中叶，就出现客家人同广府人在交界地的械斗。至清乾嘉年间，博罗、东莞等县的土客，更是械斗不断。而土客械斗的实质，是客家民系从大本营迁出后在新的居住地区已经繁衍成为拥有较强的人口优势和经济等实力的群体力量，并且已经影响到原住居民的切身利益。
这是《丰湖杂记》承载的一个重要信息，即：早在徐旭曾发表《丰湖杂记》之前，客家民系不仅仅是已经形成，而且是从已经成熟到了向外拓展的阶段。这也是《丰湖杂记》被客家学誉为客家宣言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中后期，居住在大本营地区的客家人，因人口的压力，开始向外作大规模的迁移。当时，广东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在潮州府和惠州府所属的县境之内（当时的潮州府辖：程乡（今梅州）、大埔、镇平、平远； 惠州府辖博罗、长宁、龙川、长乐、兴宁、河源、和平），其发展趋势是向广东东南沿海一带拓殖。清初，郑成功后人把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朝廷实行海禁，采取了“迁界”与“复界”政策，广东沿海的迁界，始于顺治十八年（1654），最初被列为“迁界”范围的是惠州和潮州二府所属的沿海各县。潮、惠两府沿海一带居民不得不内迁，很大的程度上加剧了内迁地原本就十分吃紧的人多地少的矛盾。
　　开始，客家人在新迁居的地区只能租赁土地进行耕种，由于他们勤奋、节俭，有经验，又能吃苦，逐渐由租地发展到买地，由寄居人下发展到建大屋。当客家人买的土地渐渐地与原住居民的土地旗鼓相当，土著便意识到，再发展下去，作为主人就要名存实亡，就要无地立足了。加上客家人承传的中原文化，与原住居民的价值观、人生观不相一致。文化的差异产生磨擦，利益的失衡，便出现了争执，争执不下，双方都会拿起人类最后的方法，武力解决问题。械斗便不可避免地来临。这一时期的惠州、博罗、惠阳等地，特别是粤西一带，传统的为承传中原文化聚族而居的围龙屋建筑，被四面均有枪眼的四角碉楼建筑而代替。广东的土客械斗，仅赤溪县就“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注13）土客械斗的持续时间之长，死伤人数之多，朝廷不得不屡屡申禁广东械斗。
　　之后，朝廷为了开发西南，采取了“湖广填四川”的政策，客家民系又向先辈一样，重新走上漫漫的迁徙之路，走出大本营，播迁到四川和贵州等地；或者由大本营地区出发，迁徙到台湾、海南；更有甚者，乃至飘泊异域，走向世界各地。“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的俗语，成为客家民系由成熟到向外拓展的象征。惠州也因为地缘关系，在客家民系向外拓展的时期，成为客家人走向内地最早的出发地之一，成为走向世界的起锚地之一。

　　综上所述，徐旭曾敏锐地观察到并揭示了战乱和灾荒引起“中原衣冠旧族”以及“百姓亦多举族相随”的大规模迁徙，而以后形成的客家民系又直接得益于这种迁徙的规律。通过客家民系在寻求生存空间中得到繁衍，在图谋发展中承传中原文化，作了提纲挈领的诠释，从而为客家正名，让客家民系为世公认。虽然他的论述有一些观点是不科学的，但他对客家研究的基本框架，如客家渊源、语言、习俗、性格、精神、文化承传等民系特征，特别是对客家妇女的评价，至今仍然是客家学研究的主要依据和内容。
　　现在，人们对客家问题有了更多更详尽的研究成果，但应该重视200年前徐旭曾在惠州丰湖书院发表的“客家宣言”和这段历史。这是惠州作为客家腹地圈中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之一。对徐旭曾的《丰湖杂记》作客观地评价，有助于挖掘惠州较有影响的客家文化，有助于拓展惠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内涵。惠州应该让这个客家腹地圈的文化得到弘扬，更应该使客家向海外迁播港口之一的惠州，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能够得到文化的繁荣。

注1：徐旭曾（1751—1819）字晓初，广东省和平县下车镇兴隆人，他和父亲徐延泰、祖父徐廷芳，均为进士。徐旭曾官至户部四川司、福建司主事，后加一级，封奉政大夫，曾四任顺天乡试、京都会试外帘官。告老返粤后，先后掌教广州粤秀书院、惠州丰湖书院。徐旭曾先后与惠州结缘长达20年之久。
注2：《丰湖杂记》已被研究客家问题的学者专家们广为引用。
注3：19世纪中叶，英国学者爱德尔发表《客家人种志略》，这是目前笔者看到的国外最早发表的客家问题专论，比《丰湖杂记》晚50多年。
注4：肖平《客家人》（成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
注5：《史记•秦始皇本纪》
注6：《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注7：转引曾锦初、何福添选编《古邑龙川》第371页，1997年广东龙川客家联谊会编辑出版
注8：转引自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注9：胡希张等著《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注10：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注11：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注12：参考胡希张等著《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68页。
注13：王大鲁、赖际照《赤溪县志•卷八•开县事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