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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研究
略述惠属客家与东江革命
何焕昌
 
  惠属客家,指的是惠州所属各地客家。这里所说的惠州,并非今天惠州市行政区划所辖范围,而是指历史上的循州、惠州。所属区域,大体上包括现今的惠州、河源、汕尾、深圳等市和新丰、五华、兴宁及东莞、增城的一些区域,与东江流域所属地域大致相同。
  惠属客家群而居集的东江地区,地域广袤,纵横千里,东依闽西闽南,西连珠江要塞,北靠粤赣边境,南临浩瀚大海。境内多为山野之地,且崇山峻岭延绵起伏,但水陆交通比较便利,既为闽、赣商旅南行必经之地,又是通往海外的最近出海口,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中国为闭关锁国之邦,几乎与世隔绝。但东江地区特殊,惠属客家人与海外交往甚早,据史籍记载,唐代就有归善(惠阳县)人移居东南亚,至近代惠属客家与海外交往遍及太平洋及欧美各国。正因为如此,东江地区便成为风气开通,新事物易于输入,新思潮易于传播的地方。
  随着海内外经济、文化交往渐趋频繁,对外贸易的逐步发展,使包括东江地区在内的广东成为中外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窗口。对外交往和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当外国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之时,广东则首当其冲,成为最早遭受侵略的中国领土。
  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腐败的封建统治者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被严重破坏,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民族饱受欺凌,人民极度痛苦。由于社会的不幸,民族的灾难到了极点,社会矛盾高度激化,因之近百年来东江地区接二连三地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风暴。鸦片战争、辛亥战争、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全民族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先后爆发。在百年来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惠属客家人自始至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是历次革命斗争的主力军。许许多多的惠属客家仁人志士,成为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是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少人成为革命领袖。惠属客家人在百年来的东江革命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惠属客家与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
 
  惠属客家人向来具有敢于抗争的精神,为了反抗封建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一代又一代的以惠属客家为主体的东江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的斗争。自16世纪以来,反抗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就接连不断,自发的农民起义接二连三,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有力的打击。明末清初的百年间,龙门、博罗、紫金、河源、连平、和平、龙川、惠阳、海丰、陆丰等地惠属客家人,不断举行暴动,规模较大的就达60多起,参加暴动的人数少则几百,多则数万,多次攻陷县城和重要墟镇,迭次击毙朝廷命官。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闯王推翻明朝的专制统治,龙门县数千农民在武举人谭天池的带领下,于1644年12月围攻龙门县城21日之久,后因广州提督派员救援方得解围。1647年4月,谭天池再次集结20路暴动农民,攻陷龙门县城,活捉知县林之秀,击毙典史汪熊,占领龙门县城达一年之久,给封建统治者以致命打击。1650年,龙门县农民领袖罗从天、沈章龙等再次率领农民攻陷县城,击毙知县林启吕,占领龙门县城约半年。随后暴动农民在博罗民众的支持配合下,坚持与清官兵对抗,持续15年之久。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外国殖民主义者以各种方式入侵中国,将大批鸦片经广东输入全国各地,用罪恶的鸦片贸易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给中国社会和人民造成严重的危害。这不但加剧了中国的社会危机,而且严重地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了要抵抗外来侵略和掠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惠属客家和东江人民一道很早就开展了抵抗外敌侵略的斗争。1839年,清政府钦差大臣林则徐在东江人民的支持下,坚决果断地采取一系列严厉的禁烟措施,狠狠地打击英、美等国的鸦片烟贩。1939年6月,林则徐将收缴的19187箱又2119袋共2376254斤鸦片,在东莞虎门海滩销毁。禁烟运动和虎门销烟,遏止了半个世纪以来严重的鸦片流毒,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向全世界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它既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的序幕,也是以惠属客家为主体的东江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起点。
  1840年,当英国政府捍然发动鸦片战争时,惠属客家与东江人民一起,积极支援清廷抗英军队,东江人民与英国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战斗。他们提出“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的口号,组织“敢死队”,用燃放火船、火药以及用“撒稻草”,“打暗桩”,“挖陷阱”等办法,勇敢抗击侵略者。当英国侵略军入侵广东时,东莞、新安(宝安)等地民众,高举爱国旗帜,痛击英军,谱写了东江人民反抗外敌侵略的光辉一页,充分显示了东江人民的英雄气慨,在广东乃至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以惠属客家为主体的东江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依然不断发展。花县志士仁人洪秀全青年时期开始探求救国道路,创立“拜上帝会”,并于1851年发动起义,成立太平天国,在全国18省之范围,坚持斗争14年之久。惠属客家人曾天养、古隆贤率其所部先后加入太平军,并屡建战功。咸丰四年(1854年),为配合太平天国运动,归善县惠属客家人许李先、罗亚添、廖二、范四、罗公寿在归善县梁化乡大禾洞举行起义,并攻占梁化墟。龙门县高六、邹新兰、洪亚先、刘观秀等发动农民万余人举行暴动,围攻县城;随后再次汇合数万之众,围困龙门县城十日,里应外合攻陷龙门县城,击毙知县乔应庚、典史杨宣等官员十余人,起义农民军占领龙门县城月余,并击溃土豪、地主武装一千余人的进犯。此后连续四年,龙门县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博罗、河源、从化、新丰等县惠属客家农民起义军也纷纷群起策应,相互配合和支援。咸丰四年(1854年)8月,归善县客家人的翟火姑在三栋聚众千余人竖旗举义。翟火姑自任大元帅,立东平王、飞龙将军、飞虎将军,设议事殿堂,先后攻占梁化、马安墟,聚众万余,并率部围攻归善县城和惠州府城。随后转战博罗、永安(今紫金县)、河源、海丰、长乐(今五华县)、龙川、和平等地,历时一年多。由于清政府屡次派重兵围剿,翟火姑率领所部转移到江西定南、安远、信丰等地,翟火姑不幸在信丰城血战身亡。此后,翟火姑所部转移到江西吉安加入太平军石达开部,继续转战湘赣皖浙,直至太平天国最后失败。
这次惠属客家人举行的起义,规模大,时间长,影响相当广泛。它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充分展示了惠属客家人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
 
二、惠属客家与辛亥革命
 
  经过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中国社会内外矛盾更加激化。人民反抗外国列强侵略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实践,使许多有志于振兴中华的仁人志士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推翻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能摆脱遭受外敌侵略欺凌的屈辱。孙中山以及惠属客家人郑士良、邓子瑜、廖仲恺、邓仲元(邓铿)、陈纯、叶匡、严德明、陈经、黄福、黄耀庭、丘耀西、梁镜球、曾金养、朱罗顿等就是无数仁人志士中的杰出代表。
  为了“倾覆清廷,创建民国”,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策划武装起义,发动旨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惠州所属各地有众多的孙中山的追随者,因之惠州成为这次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孙中山在全国发动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在惠州所属境内就有颇具规模的三洲田起义和七女湖起义。
  三洲田起义发生于1900年,是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流产后,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的首举。这次起义由惠属客家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郑士良指挥。1900年7月,孙中山、郑士良自日本乘船回国,在船上举行会议策划惠州武装起义。会后,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联络会党数百人为基本力量,在归善县三洲田(今属深圳市)发动武装起义,于10月8日(润八月十五日)由黄福率部袭击新安县(今宝安)沙湾,首战告捷。起义军乘胜先后攻打镇隆、麻溪、三栋、永湖、梁化、多祝等地清军,沿途客家农民纷纷加入,队伍发展两万多人。后因枪枝弹械不足,补给渠道中断,原拟取道梅县进军厦门计划无法实施,起义军接获孙中山“自决进止”的指示后,于10月22日就地解教。郑士良、黄福、黄耀庭带少数精锐退往香港,来往了日本、香港之间,以图再举义事。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震动了整个广东,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三洲田起义失败之后,虽然得力助手郑士良在香港遇害罹难,孙中山仍继续与惠州各属客贤保持密切联系。1905年孙中山组织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同盟会,惠属客家人廖仲恺出任执行部中的外务部干事,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此时,东江地区的惠属客家人中,一大批具有民族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以兴办新学、报刊等方式,传播革命思想,呼吁支持孙中山,纷纷加入同盟会。侨居东南亚及美洲惠属华侨,在孙中山、廖仲恺的感召组织下,纷纷投向革命、支持革命,在东江地区形成了以惠属客家为主体的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和队伍。
  1907年,湖南、江西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决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再次发动武装起义。4月,孙中山决定在广东西部的钦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及东江地区的潮州、惠州同时起义。5月,因潮州方面机谋泄露,被迫提前举事,致使起义失败。
  孙中山在部署潮州起义的同时,委派邓子瑜到惠州发动起义,与潮州起义形成相互策应之势。4月,邓子瑜即派陈纯、林旺、孙稳等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地分三路起事。6月2日,邓子瑜、陈纯等集合少数会党在惠州七女湖举事,截获清军水勇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巡船哨弁多人,接连攻克泰尾(今泰美)、杨村、柏塘、公庄、石坝等地,于八子爷径击败清军管带洪兆麟。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纷响应,起义队伍发展到数千人。随后,粤督派清军分水、陆两路夹击起义军。此时,邓子瑜等方知潮州黄冈起义已失利,龙门起义尚未爆发,惠州方面陷于孤立无援之势。惠州起义军与清军激战十余日后,撤退梁化墟就地解放。此外,连平县的余绍兴、惠州的钟作新也先后举行过反清的武装起义。
  惠属客家在东江地区的革命运动和武装起义虽然累遭失败,但她深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产生了广泛的革命影响,唤醒了东江人民,为东江辛亥革命的进行准备了力量和社会条件。
  七女湖起义失败后,为再次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派同盟会员郭公辑(郭公接)到惠州府中学堂任教,先后发展吸收学生梁镜球、陈经、林良辅、林典辅、李子光、杨光甫、严耀墀、钟宜刚、欧阳俊、李树声等80余人加入同盟会。随后,香港同盟会总部又派严德明、丘耀西、饶辅廷、陈普仁等到三江书院联络革命党人,为再次举事作组织准备。1911年4月,在组织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同时,惠属客家同盟会员邓仲元、陈炯明、严德明、曾国琮、邓伊臣、刘定权、赖仲璧、周锋、游克桢、李子光、欧阳俊、廖容、廖肃、丘耀西、梁镜球、林虢真、陈洁、李树声、王慎堂、王百宸等,受孙中山派遣先后分赴惠阳淡水、陆丰、海丰、紫金、河源、龙川、连平、和平、博罗、龙门、增城等地,宣传发动群众,发展会党,组织革命力量,东江各地民众纷纷响应。
  1911年月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广东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各地民军“造成十八路民军威迫省垣之势”。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李准反正,江孔殷倒戈,张鸣岐潜逃,省城和平光复。
  广东民军,以东江地区的循军和惠军声势为****,是光复广东的主力军。陈炯明率领的民军称为循军,陈炯明自任总司令,钟鼎基、苏慎初、王肇基、黄擎宇、张我权等分任司令或统领,官兵共万余人。归善县王和顺、廖竹彬(廖竹宾)、林海山率领的民军称惠军,王和顺为司令,官兵共3000余人。同时由谭瀛(归善县城人)等人组成“瀛”字敢死队作为先锋。
  光复广州的同时,陈炯明、邓仲元等首先在淡水城发动民众,与沙坑乡、坑梓乡(今属深圳市)的民军联合,一举攻占淡水,惠阳各地民军闻讯纷纷起义。陈炯明、邓仲元率部向惠州推进,围攻惠州城,起义军队伍发展到1万多人。清军提督秦秉直、知府徐书祥、县知事严梦菊(谷)见大势已去,向民军献城投降。11月9日惠州光复,万民欢庆。接着,东江地区的海丰、陆丰、紫金、河源、龙川、连平、和平、增城、龙门、新丰等县也先后光复。
  辛亥革命的历史表明,东江辛亥革命是在惠属客家地区组织、发动的,革命风暴席卷了整个东江地区,得到惠属客家民众的普遍响应。这场革命风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为前所未有。以郑士良、邓子瑜、邓仲元等为代表的惠属客家同盟会员是东江辛亥革命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力量中坚。由惠属客家革命党人和东江民众组织起来的循军、惠军等东江民军是东江辛亥革命的先锋和主力军,他们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惠属客家与工农革命运动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的新阶段。四五运动爆发后,得到东江各地青年学生的支持和响应,把东江地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推向新的历史时期。惠属客家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刘尔崧、阮啸仙、张善铭、彭湃、刘琴西、高恬波、赖炎光、郑志云、黄卓如、罗俊等,就是杰出的代表,他(她)们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发动和教育工农群众,为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惠属客家地区各县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各地学生、民众纷纷组织集会,互相呼应。各地青年学生高呼“惩办卖国贼,打倒军阀,抵制日货”等口号,广泛开展清查、焚毁日货运动。在全省各地学生运动蓬勃开展的基础上,广东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惠属客家青年学生阮啸仙、刘尔崧、高恬波等当选为委员,成为青年运动的主要骨干,有力地推动了东江乃至全省青年运动的开展。这次青年爱国运动一直持续到1919年底。惠属客家青年学生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不仅冲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统治,而且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促进了东江民众的觉醒,在东江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五四运动的浪潮,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冲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的精神樊笼,加速了人民的思想解放,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惠属客家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报刊等多种形式,积极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广州读书的惠属客家青年学生刘尔崧,阮啸仙、赖炎光、高恬波、黄居仁、陈均平、王彥枝、邓子才、梁锄欧、阮峙垣、黄卓如、刘琴西、黄雨村、邓冰、黄日初、邓国章、骆汝骧等通过传播进步书刊、出版报刊、宣传演讲、举办夜校、讲习班等形式在东江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怀着寻求真理、振兴中华的伟大抱负、留学日本、欧美等的知识青年彭湃、杨嗣震、邹世俊、骆开先、彭思华、黄国章等也以各种方式,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传回东江地区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过程中,惠属客家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对众多社会思潮的认识和思辨,认定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自觉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刘尔崧、阮啸仙、黄卓如、罗俊、刘琴西等成为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最早的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农革命运动逐步开展。东江地区的工农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开展得最早,而且规模巨大。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从1921年开始就宣传农民革命,1922年建立了第一个农会组织“六人农会”。在彭湃的领导发动下,农会组织如星火燎原,迅猛发展。1923年1月,建立海丰县总农会,农会成员达2万余户,10多万人。至1923年7月,仅数月时间,农民运动发展到海丰、陆丰、惠阳、紫金等惠属等客家地区,建立了由彭湃任委员长的广东省农会,农会会员达2.681万户,13.4万人。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农民运动更加迅速发展,尤其是1925年2月以后,在国民政府两次东征的推动下,东江各地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发展到包括惠属、梅属和潮属的整个粤东地区,分别设立了潮梅海陆丰农会办事处和惠州地区农会办事处,农民运动遍及粤东地区的海丰、陆丰、惠阳、宝安、东莞、紫金、河源、龙川、连平、和平、新丰、龙门、博罗、增城等惠属客家地区各县在内的25个县,农会会员达40多万人,同时组织了拥有3万多人的农民自卫军。
在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工人、青年、妇妇运动也不断发展。至1926年1月,惠属客家地区共建立了海丰、陆丰、惠阳、博罗、河源、龙川、和平、连平、新丰、宝安、东莞等县总工会,各地还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和妇女解放协会。一大批惠属客家青年在工农运动中锻炼成长,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的骨干。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彭湃、刘尔崧、阮啸仙等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开展工农运动的实践中,十分注意总结工农运动的经验和理论,发表了《海丰农民运动》、《中国农民运动》和《广东工人运动报告》等著作。这些著作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叙述了工农运动的现实状况,阐明了工农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阐述了中国革命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以及武装工农群众问题和武装夺取政权问题等重大理论。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认识产生了重大飞跃。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发生了质的变化。
 
四、惠属客家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
 
1927年4月,蒋介石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东江各地在反革命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工农革命运动遭受严重摧残,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屠杀,工农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大革命运动归于失败。但是,经过大革命锻炼的惠属客家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没有低头,没有退却,没有被吓倒,他们高举革命旗帜,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继续前进奋斗。
就在蒋介石疯狂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紧要关头,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率先在东江地区的五华、紫金、海丰、陆丰、惠阳、宝安等地接二连三地发动讨蒋武装起义,并在大部分地方建立了革命政权。东江地区工农群众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最先尝试,而且由此揭开了东江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1927年9月,为了配合策应南昌起义军进军东江地区,东江各地工农群众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当南昌起义军余部进入东江地区时,得到东江地区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并在东江地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紧接着,东江地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海丰、陆丰、紫金、惠阳等县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海丰、陆丰、紫金、惠阳、龙川、五华等县开天辟地建立了由工农兵群众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制定《没收土地案》等政策法规,率先于全国进行了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运用于土地革命实践的法规,它阐明了实行土地革命的根本原因,宣布没收一切土地在农民中重新分配,并拟定土地分配的原则、标准及方法。它鲜明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与历史上其它阶级的土地政策相区别。可以说,《没收土地案》的颁布,标志着旧式土地改良历史的终结和新的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始。
当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继续领导东江人民坚持斗争,扩建工农武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了包括惠属客家地区地区的五兴龙根据地、海陆惠紫根据地、惠紫河博根据地在内的东江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将东江土地革命战争推向高潮。东江革命根据地因遭受严重挫折而丧失之后,革命转入低潮。彭湃、阮啸仙、刘尔崧、黄居仁、高恬波、黄克 、黄超凡、叶卓、刘琴西、蓝璇均、李国英、张佐忠、戴耀田、缪冠儒、钟一强、叶文匡、黄伯梅、黄世梅、罗焕荣等成千上万的惠属客家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英勇献身于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东江共产党人、红军战士和革命人民,在古大存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保存革命力量,一直坚持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
 
五、惠属客家与全民族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惠属客家民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民众抗日自卫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旅居海外的惠属华侨和港澳同胞,不但从物力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而且组织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战。以惠属华侨为主体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和蜚声海外、威震南疆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抗日救国的的光辉业绩成为惠属客家人的骄傲。
卢沟桥事变后,富有爱国革命传统的惠属客家青年就开始了抗日救亡活动,形成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从1937年8月起,惠属客家青年严尚民、邓光度、刘宣、朱快鸣、朱曼平、叶锋、叶盘生、叶汉生、钟强、廖廷辉等就在香港发动爱国青年,先后组织“香港惠阳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100多人,分三批回到惠阳、宝安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民众抗日武装等工作,在惠阳、宝安两县形成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1938年12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东江区队60余人,来到东江地区,在河源、龙川、五华、连平、和平、惠阳、博罗、增城、龙门、东莞、宝安一带,与惠属客家青年相结合,组建抗先队,发展抗先队基层组织,使抗先队发展到2100多人。
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冬,东江地区各县普通建立了“农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妇抗会”、“抗先队”等爱国团体,人数达到43000多人。以惠属客家青年为主体的东江抗日救亡团体,从学校到工厂、从城市到农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为东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东江地区沦陷。南洋惠属侨胞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救国救乡活动,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会”),发动惠属侨胞长期进行募捐活动,以财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惠侨救乡会共捐献和募集资金3.8亿元(国币)。1939年,海外华侨寄给宋庆龄转交曾生部队的捐款一次就达20万元,其后还多次送回捐款和抗战物资一大批。1940年以前,曾生部队的军用物资和药品,主要来自惠属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献。
南洋惠侨救乡会在组织捐献,以物力、财力支援祖国抗战的同时,还动员惠属华侨青年回国抗战,组织以叶锋为团长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1939年初“东团”之下设立7个分团和5个队及一个歌剧团,在东江地区的惠阳、博罗、东莞、宝安、增城、龙门、河源、龙川、和平、连平、紫金、海丰、陆丰等13个县开展活动。东团成员很快发展到500多人。以惠属华侨爱国青年组成的“东团”在东江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赈灾活动,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东江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东江抗日游击战争的的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东江组织的领导下,东江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抗日自卫武装,先后在惠阳、东莞、增城、博罗、河源、紫金、五华、海丰、陆丰、和平、博罗建立民众自卫队,自卫队员数以万计。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惠阳、宝安县建立了以曾生为总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莞县建立了以王作尧为大队长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增城县建立以阮海天的队长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增城县第三区常备队,博罗县建立了以陈文博为大队长的“东江游击指挥所新编独立大队,和平县建立了由有700多人组成的7个自卫大队,紫金县建立了有400多人组成的2个自卫大队。此外,五华、龙川、河源、龙门、新丰也建立了民众自卫武装。这些抗日民众武装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发展成为拥有11000余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开辟建立了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侵占香港后,东江游击队组织策应香港秘密大营救,成功地营救出被困于香港的著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800人以及国际友人近百人。这一规模宏大的营救行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它不但保护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而且对促进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加强全民族抗 日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东江人民子弟兵——东江纵队这支抗日武装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华南敌后战场的主战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三大敌后抗日战场之一。
 
 
 
六、惠属客家与人民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在以惠属客家为主体的东江地区,开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游击战场。惠属客家人民群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争取自由、翻身和解放,积极参军参战,组成一支能征善战的人民武装,为解放全东江、全广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人民武装东江纵队,奉命北撤山东解放区,留下少数武装人员在东江地区坚持斗争。这些武装人民分别隐蔽在惠阳、紫金、海丰、陆丰、河源、连平、和平及新丰、增城、博罗、龙门客属山区,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坚持自卫斗争。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对留在东江地区坚持斗争的武装小分队、复员人员和人民群众实行“清乡”镇压。在当时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武装小分队坚决实行自卫、反击,顽强地坚持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为恢复武装奠定基础。当中国共产党号召南方人民发动游击战争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时候,惠属客家地区的人民重新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发展壮大人民革命武装队伍,通过反抗“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破仓分粮等斗争形式,在惠属客家聚居的广大地区,打击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先后在九连地区建立了连和、和东、河西、河东四块游击基地,在江南地区建立了惠东宝沿海基地和海陆惠紫五游击基地,在江北地区建立南昆山、桂山、罗浮山三块游击基地。
  在东江地区活动的人民游击武装,自1946年冬恢复武装斗争之后,仅一年时间取得了很大胜利,惠属客家人民群众不但支持拥护人民武装队伍,而且积极参军参战,使人民武装队伍很快就由200多人,发展到近万人,并且组织了强大的民兵队伍和农会组织。
  就在这时,国民党当局派宋子文主政广东,重新组织地方反动武装,对东江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清剿”。国民党一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大搞移民并村,计口援粮,联保连坐,封锁山区,切断山区客家民众对人民武装的支援和供给,企图以此将人民武装队伍围歼于山地。山区客家民众因此遭受国民党军的残酷迫害,凡是人民武装活动的山村,都派兵“搜剿”、“驻剿”,强迫客属民众和革命群众自新自首,与人民武装划清界限,脱离关系。山区的客家人民群众遭受严重的摧残,有的村庄变成无人村,房屋被焚毁,粮食被抢光,许多支持游击队的人民群众被捕被杀,造成家破人亡。但是,客家人民群众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人民游击队的支援,反而更加坚定地拥护支持游击队,想尽千方百计给游击队提供粮食、物资,为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保护医治伤病员,有的全家出动支援游击队,不但从物力、财力上支持游击队,而且在游击队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送子女、兄弟参军参战,甚至有的全家兄弟姐妹都参加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下,人民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困和“清剿”。
  1948年,东江地区的人民游击队集中优势兵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清剿”斗争。江南地区先后取得了沙鱼涌、山子下、红花岭等一系列反“清剿”斗争的胜利,歼灭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九连地区武装部队也在山区客家民众的支持下,度过了国民党军“清剿”的困难时期,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清剿”战斗,先后取得了白马、大湖、鹤塘、骆湖、大人岭五次战斗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军事“清剿”,迎来了更大胜利的1949年。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东江地区的人民武装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东江第二支队、东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等队伍,部队发展到2万多人。1949年5月,又在东江地区组建了由纵队直接指挥的5个独立团和一个师级建制的支队,并发动了强大的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解放了东江地区的广大农村和许多城镇,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胜利完成了建立解放广东战略基地的任务,为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进入广东,解放全华南铺平了道路。
  为了迎接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入粤作战,以惠属客家为主体的东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解放军、支援前线的热潮,解放区人民群众超额完成了15万担公粮债券的认购任务,筹集粮食69万多担,并组织了15万人以上支前民工队。当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入粤作战时,立即得到了东江军民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援,使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进展神速,如入无人之境,迅速解放了广东全境。
  东江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说明,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没有人民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惠属客家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拥护、支持就没有东江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
更新日期: 2011/8/16     浏览次数: 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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