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奕麟

 

　　客家人有着很强的宗族观念，尽管背井离乡，辗转迁徒，但始终不忘其姓氏宗族。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客家人在迁移和定居后，为获得生存空间，必须增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内聚力、而形成敬祖敬宗的共同心理。”到了晚清时期，客家人的宗族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一种超出宗族观念的，较高层次的团体精神，在客家人中间逐渐扩展开来。这主要表现在客家人中间出现许多非一族一姓的民间组织。国内以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而且在东南亚各国的客家人中间也很盛行，其中有许多以会馆形式出现的。总之，晚清时期，这种客家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为客家人自身的发展了。例如：孙中山先生成立的同盟会，许多原客家人的民间组织领袖都有归入其中，这对后来的辛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中山先生在早年一直寻求一条救国之路。据孙中山先生自己说：“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仅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因此，孙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工作是借助会党的力量而发展自己的组织。但是，当时不少民间组织成份复杂，思想混乱，虽然具有反清思想的一面，但缺乏民主革命思想，不经过改造是不能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于是孙中山先生从团结改造入手，做争取民间组织的工作。

　　光绪二十年（1894年）11月，孙中山先生在擅香山创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确立开展以推翻清朝政府为目标的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人倡导之下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为基干，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组织。据中国同盟人的会员籍贯有：（以原名册顺序）：安徽、贵州、浙江、陕西、河南、广西、江苏、云南、福建、直隶、广东、山西、四川等地。而参加人数较多的4个省份是：湖南158人、广东130人、四川157人、湖北124人。兴中会和同盟会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民间组织发展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兴中会和同盟会成立以后，不少客家人及其组织加入其中。孙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为客家后裔，这对客人和广东人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兴中会的领袖和骨干几乎都是广东人。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客家人。

　　自兴中会成立以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这十几年当中，广东发生了旨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有七次之多。这七次起义是：乙未年（1895年）广州之役、庚子年（1900）惠州之役、癸卯年（1903年）广州之役、丁末年（1907）潮州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庚戊年（1910）广州新军之役、辛亥年（1911年）广州黄花冈之役。值得注意的是：起义地点的选择，基本上是以客家人居地为主。七次起义之中，孙中山先生策划了六次。其中起义地点4次在广州，另外2次在惠州，一次在潮州。

　　清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集中城市，尤其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广东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有比较迅速的发展”广州又是广东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因此，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为战略站人力争”，也是有着政治和经济原因的。诚然，这也包含着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民族资本阶级的力量。乙末年广州之役前，孙中山先生就提出“袭取广州以为根据地”的主张。此役失败后，他又指示革命党人，“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这个根据之地选择在最南部省份，“攻取粤挂滇三省为革命根据地”，其中尤以“广东为最善”。孙中山先生在与宫崎寅藏的笔谈中说：“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可见他在广东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胡汉民曾说过：“先生（孙中山）自以为医，于省澳之间，已于能惠恤贫人苦力称”。即日：“革命为除大多数人之痛苦”。孙中山先生家乡，“惠恤贫人苦力”结交“下流社会”。可见他的着眼点是广泛的。孙中山先生也很关注广东商人的情况，看到清政府的苛敛造成“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时的资金，许多都是从广东商人和广东籍华商中募集的。因此选择广州起义是有着充分理由的。4次的广州起义，天经地义。惠州是客家人居地，潮州也有不少客家人。孙中山先生十分熟悉广东故乡的情况，选择惠潮作为起义地点，并非是盲目之举，而是利用客家人的力量。联系这6次起义和兴中会会员谢绩泰策划的洪全福广州之役，参加者有不少客家人就不难理解了。例如：“庚戊的广东新军起义，其中主要领导者：姚雨平，张  村、林  震、刘 灏、罗炽杨、张我权、李济民等都是嘉应州（梅州）所属州县的客家人。何子衡、马雄韬、江锦芳、邓、邓拨、邓挺、邓铿等均为惠州的客家人。广州黄花岗起义牺牲的烈士，“其中有34名是客家人。”有关客家人在黄花岗起义中的作用，徐辉琪先生曾撰《客家志士与黄花岗起义》一文，对此问题论述颇详。总之，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中与客家人和客家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

 

注：

  ⑴韩志远《客家与晚清民间结社》。

  ⑵孙中山《中国革命中》，《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卷63页。

  ⑶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乙已、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统计，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

  ⑷《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47页。

  ⑸《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第224页。

  ⑹穆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0—71页。

  ⑺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出版社1925年版第55页。

  ⑻冯自由《革命逸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集188页。

  ⑼宫崎寅藏《三十三落花梦》。

  ⑽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83—184页。

  ⑾胡汉民《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63页。

  ⑿《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3页。

  ⒀仇汇编《广东新军庚戍起义资料汇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⒁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研究》，转引自程志远编《客家流源与分布》。

  ⒂见《佗城开基客安家》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