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在华南敌后战场的抗日武装部队。它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为拥有11000多人的武装力量。在远离党中央、八路军、新四军，孤悬敌后的险恶环境下，高举抗日旗帜，紧紧依靠当地群众，依靠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热诚支持，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英勇打击和牵制了华南的敌人，积极配合全国抗日战争和盟军（注）对日反攻作战，在东江、北江、港九等地区建立了广阔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成为中外知名的全国三大敌后抗日战场之一。东江纵队是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它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以其杰出的功勋，在整个华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不战而逃。日军于15日占领惠州，19日攻占增城，21日侵占广州。

　　在日军登陆大亚湾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示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根据指示，在香港召集海委书记曾生和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开会，研究开展东江敌后游击战争问题。会议决定由曾生、周伯明、谢鹤筹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回惠阳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委和惠宝边人民抗日武装，受中共东南特委领导。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周田村正式成立，总队长曾生、政委周伯明、副总队长兼参谋长郑晋（天保），部队共100余人。在此之前，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已于10月15日在莞城宣布成立，王作尧任队长，袁鉴文任指导员。12月下旬，模范壮丁队与中共东宝联合县委领导的一支武装汇合，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于1939年元旦宣布成立，大队长王作尧、政训员何与成、总支书记黄高扬，部队共120人。

　　在祖国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爱国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亦大力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他们不但在政治上竭力声援，在经济上踊跃捐助，而且纷纷成立各种救亡团体，组织爱国青年（其中许多是知识分子和年青学生）回国参加抗战。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参加东江纵队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在1500人以上，他们谱写出海外赤子和港澳同胞爱国主义光辉壮丽的历史篇章。

　　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以利于部队的生存和发展，曾生、王作尧两支人民抗日武装，经过一系列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为第四战区第三游击队新编大队；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称第四战区第四游击总队直辖第二大队。曾、王两部虽改变了番号，但仍保持原来独立建制。在中共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及华侨港澳同胞的支持下，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日军诱降和英美劝降下，国民党顽固派于1939年冬掀起了全国性第一次反共高潮。广东国民党当局，也悍然纠集优势兵力，围攻坪山、乌石岩，妄图一举歼灭我部。对此，东江军委和凛、王两领导人对抗日形势和国共两党关系未能作出正确估计，从而作出了部队东移海、陆丰的决策，于1940年3月9日开始东移。在东移之时，陷入国民党顽军包围之中，以致弹药缺乏，给养不继，使部队从800多人减少到100多人，损失惨重。在这危险关头，廖承志转来中共中央书记处5月8日电报指示：曾、王两部应回到东宝地区，大胆坚持抗日，不怕打磨擦杖，才能生存发展。

曾、王两部坚决执行党中央“五八”指示，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于1940年9月中旬胜利返回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休整。总结了东移海、陆丰的经验教训，确定了继续坚持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策略。以后，曾生、王作尧两部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整编为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林平担任两个大队政委，梁鸿钧任军事指挥，曾生任第三大队长，邬强任副大队长，卢伟良任政训员；王作尧任第五大队长，周伯明任副大队长，蔡国梁任政训员。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开辟大岭山根据地；第五大队留在宝安阳台山地区和广九铁路两侧活动，领导中心放在东莞。第三大队进入东莞后，在黄潭战斗中，以劣势装备毙伤日军数十人，打击人日军嚣张气焰，广大群众情绪高涨，青壮年纷纷参军。这便为开展东莞敌后游击战，建立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之后又向莞太公路线两侧出击，袭击厚街、桥头、赤岭等日、伪军据点，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威望，部队不断扩大，引起日军恐慌，视曾生大队为心腹之患。

　　1941年6月10日，日军长濑大队及伪军600多人，由东莞分两路袭击大岭山百花洞村，妄图消灭我抗日主力部队，摧毁我大岭山根据地。当敌人进入百花洞附近时，我第三大队、第五大队各一部，在地方抗日自卫队的配合下，占领百花洞四周高地，迎击进犯之敌。11日拂晓，战斗打响，经两天激战，毙伤敌五六十人，日军大队长长濑突围时被击毙。此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认为是“进占华南以来最丢脸一仗”。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25日香港沦陷。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立即派出部队成立港九大队进驻香港，港九大队分别组成短枪队、长枪队和海上队。4个短枪队活跃进在西贡、元朗、沙头角等地，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以打小仗、打巧仗为主，时聚时散，来去无踪，声东进西，进行破袭战、伏击战、捕捉战、有力打击了日寇，刘黑仔（短枪队长刘锦进）威震港九，使日军惶惶不可终日。

　　在日寇进攻香港之前，我国大批知名爱国人士、文化界名人和一批国际友人滞留在香港，香港沦陷后，他们处境危险。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南委和东江抗日游击队通力合作组织营救，东江纵队根据廖承志同志指示，派出武工队把这批知名人士抢救出来。从1942年初开始，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将何香凝、柳亚子、陈汝棠、梁漱溟、茅盾、邹韬奋等800多人安全撤离香港，还协助100多位国际友人、国民党官员余汉谋夫人等撤离香港，还营救了英国人和其它国际友人61名。东江纵队从1943年2月15日和1944年1月先后三次营救了盟军方面美国第14航空队7名飞行员，还为美国在广东建立联络站和通讯电台，为美军收集军事情报，得到了盟军的赞誉。

　　1943年11月，日军占领港九铁路沿线各点，企图修通铁路并接粤汉、平汉、北宁线，构成“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其在战略上的颓势。东江纵队于1944年1月派出由何通为队长、黄克为政委的第三中队（代号为飞鹰队）挺进广九铁路以东，卡断广九铁路中段。日军企图消灭东江纵队主力，以确保其广九铁路通车，1943年3月，出动1000多人进攻东莞梅塘黄村，受到东江纵队主力的反击，折兵两个连，损失惨重，盘踞在樟木头的日军大队长加藤，妄图报复，纠集日军500余人，进攻梅塘，东纵第三、五大队联合抗击，日军伤亡近百人，残余敌人撤回樟木头，士气低落，大队长加藤和10多个日本军士剖腹自杀。

　　1942年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宝安阳台山白石龙村召开军事会议。会议总结了我抗日游击队两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讨论了形势、任务、方针、政策和游击队战争的经验的战略战术及军政建设等问题。会议期间，成立了以林平为书记的东江军政委员会，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部队整编为一个主力大队和四个地方大队。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制度。

　　1943年12月2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东纵”），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发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庄严宣布东江纵队是人民子弟兵，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纵队下辖7个大队，共3000多人。全军开展扩军、杀敌立功竞赛，在纵队成立短短半年后，部队迅速发展到9个大队5000多人。

　　在伟大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江纵队坚持在华南敌后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部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成为拥有11000多人的武装队伍，下辖9个支队，先后建立了东莞大岭山、宝安阳台山等7块抗日根据地和港九、东江上游、北江、粤北等抗日游击基地。解放区面积达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450万。成立了路西、路东等6个县级民主政权。据不完全统计，对日、伪、顽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俘虏、投诚约3500多人，缴获各种枪6500余支，炮25门。为了中华民族解放、祖国生存，东江纵队有2500余名指战员英勇捐躯。他们永远活在广东人民的心中！

　　1946年6月底根据国共谈判达成协定，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解放区。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解放区。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2583人（含珠江、韩江及南路和桂南160人）在惠阳大鹏湾沙鱼涌（今属深圳市）登舰北撤，7月5日抵达山东烟台。1947年8月1日，以东纵北撤部队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列入第三野战军建制，参加了华东战场的南麻、临朐、诸城、豫东、济南、淮海等重要战役，而留在广东坚持斗争的部分队伍，经过分散隐藏的艰苦岁月，于1946年冬恢复武装斗争后，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从小到大，发展成为一支拥有38000人的强大队伍，并于1948年12月27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1949年3月，两广纵队改属第四野战军进军华南，与粤赣湘边纵队组成广东战役南路军，由曾生、雷经天、林平统一指挥，担负解放广东作战一翼任务，为解放广东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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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注】盟军，指同盟军军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轴心国”；参加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叫“同盟国”。参加同盟国的有中、苏、美、英、法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