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元  亨

　　“抗战”与“应战”是上世纪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模式的一个表述，他认为文明的起源正是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而奋起的应战。这一著名的“公式”用在客家人身上当是再贴切不过了，客家人的海洋精神正是在“禁海”的这一历史挑战下激发出来的。

    　 本来，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操有“自由”的客家人来到东南边陲，只能选择蛮荒的山野居住，可又为什么，他们当中却早早出现了诸如惠阳叶亚莱，这样海外拓殖的名人，南洋更有“客人开埠”之美名？

围屋的外墙，经历过多少风雨的洗礼  ——摄影：木子李

 

    　 溯其源，当在明清“禁海”之历史挑战。 

 一

   　  清朝政府，从一立国，便立下了禁海的宗旨，这一来，历史的反复在所难免，更何况一次又一次血腥的屠城，把东南沿海的市集、工商业，几乎摧毁殆尽，自然不需要海上贸易了，海商也就被视为海盗，私商也更是成了逆贼。

于是，一个个“禁海令”下达了：

     沿海省分，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

     顺治皇帝更于1656年6月正式敕谕：

     ……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若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与逆贼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

     ……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

     ……

     其一号“禁海令”中，更包括了严禁外国商船来华贸易。

     然而，“禁海令”尽管杀气腾腾，却仍没吓倒边海的百姓，尤其是当时仍活跃在南方的反清复明势力。郑成功还于顺治十六年（1659）团团围住了江宁（南京），令清廷惊恐万状。第二年，郑成功则成功收复了台湾，逼使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殖民者投降。

     顺治十八年（1661），已经奄奄一息的顺治皇帝，又签署了“迁界令”，进一步推动了“禁海令”的执行。

     海边的百姓不服禁海，船只照旧外出，那好，索性不让你们住在海边了，统统内迁50里，与大海隔绝开来。

     顺治一命呜呼，康熙却身体力行，康熙元年（1662）二月，清王朝下命广东沿海24个州县，钦州、合浦、石城、遂溪、海康、徐闻、吴川、茂名、电白、阳江、恩平、开平、新宁、新会、香山、东莞、新安、归善、海丰、惠州、惠来、潮阳、揭阳、澄海、饶平，自西至东这些县的居民，一律内迁50里。这50里界外，不准居住，民房拆了个一干二净，不准下田种地，更不准出海捕鱼，违者，一律格杀勿论。以上诸县，相当一部分是惠州府的。

     禁海、迁界，不仅摧毁了明代建立的近代海上贸易以及商品经济，更让百姓没了活路，一时间，哀鸿遍野、尸横道路，不妨录一段明末清初大学者屈大均的记载：

     岁壬寅（1662，即康熙元年）二月，忽有迁民之令。满洲科尔坤、介山二大人者，亲行边缴，令滨海民悉徙地五十里，以绝接治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析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这是何等悲惨的场面，教人不忍卒读！统治者的残酷，无以比拟。

     后边还有：

     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辗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思；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遗。……民既尽迁，于是毁屋以作长城，掘坟墓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戳，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不敢再录下去了，人间惨剧，恐这为空前绝后。

     现居香港新界（原属惠州）的旺族，客家族群的代表之一，邓氏在其族谱中，亦有当年“迁界”的记录：

     插旗定界，拆房屋，驱民迁归界内。设塾台、凿界埂，置兵禁守，杜民出入，越界者解官处死，归界者粮空绝生。祖孙相承之世业，一旦摈之而猿啼；死生世守之墓宅，一朝舍之而鹤唳。家家宿露，在在鸠形，初移一次尚有余粟，再移之后曾几晏然……

     惠州人民面临了历史上****的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二

     在神州大地上，中古与近代，蒙受最多的历史灾难，却又每每奋起抗争，并较早吸取西方及世界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客家人当是其中最为突出的。正如前边所写到的袁崇焕，他及时引进了“红夷大炮”，阻挡住了努尔哈赤狂傲的骑兵，却也是他，又被明朝的亡国之君处以磔刑，碎尸万段。

     人说，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东南沿海的山，是庇护客家人休养生息的天然屏障，但他们并不安于“耕山”的命运，每每要走出围楼，走向海疆，从“耕山”到“耕海”。

     可这一字之差，却意味着腥风血雨。

     来到海边的客家人，又注定要比留在山里的同胞们承受更多的磨难，他们好不容易在惠州范围内扎下了根，建立了自己的家，屋后的风水林也已枝繁叶茂了，可清朝政府却不顾他们的死活，说迁就迁，于是，辛辛苦苦上百年种好的树，建好的屋，辟出的田园，也就毁于一旦。  那时节，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然而，哪怕十口余一，哪怕大树的主干被狂风吹倒，只要根还在那里，却还会要长出新枝。尽管瘢痕累累，尽管血泪斑斑，但生命却是永远剥夺不了的奇迹，更何况客家人呢？！

     李立德在《走向东江客家》一文中称：

     惠州尚有梅州、河源、韶关所没有的沿海客家地区。惠州海岸线长133.7公里，大小海岛140多个，岛屿总面积19.08平方公里，优良海区面积相当于全市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二。该市沿海一带有澳头、霞涌、淡水、秋长、新圩、镇隆、永湖、良井、沙田、白花、巽寮、铁冲等20多个乡镇，人口达40多万人，客家话在当地成为强势语言。他们不仅擅长唱山歌，而且擅长唱海歌，生产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远远超过山区客家地区。

     凭此，当年的禁海，在如此漫长的海岸线上，如此之多的大小海岛，其人其地，其生产，当受到何等的摧残。及至最西边，即香港东北自沙头角至西北的新田、米埔以南地区，全部迁界一空，只丁不留。包括邻近的岛屿，也全都空无一人，长满了蒿草，一片荒芜。

    “越界者解官处死，归界者粮空绝生”，老百姓没了活路，唯有奋起反抗，1664年9月，新安县抚目袁四都率众多士卒、百姓，发起了抗迁起义。难民们追随他到了已迁移一空的官富、沥源等地，建立了义军的主寨，他们不断向四方进击，打得清兵鬼哭狼嚎。最后，广东提督不得不派重兵镇压。袁四都喋血战阵，义军也全军覆没了。

     由于反抗不断，加上迁移的百姓“死丧频闻”，统治者中，为政权的稳固，不得不面对现实，提出“展界复乡”。

    《新安县志》（靳文谟）载有：

     康熙七年正月，巡抚王（王来任）疏奏乞展界。奉旨特差大人勘展边界，设兵守海。会同平南王（尚可喜），总督周（周有德）行边，士民欢呼载道，皆远迎之。十月，总督周上疏，请先展界，而后设防。是时，迁民归志甚急，闻疏盖喜。康熙八年正月，展界许民归禁，不愿听民踊而归，如获再生。

     庄初升博士关于新界客方言的一篇论文中曾这么提到：

    （新界）所操的客家话与深圳沙头角、东莞清溪及惠阳淡水一带的客家话基本相同。新界的客家人多是清朝康熙八年（1669）迁海复界以后陆续从广东东部等客家地区迁移而来的，至今只有300多年的历史。客家人虽然比“本地人”（操粤方言者——作者注）较迟入住新界，但由于规模大，人数多，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今天，新界的“原居民”中乃是以客家人为大宗，他们广泛分布在西贡、大埔、沙头角、沙田、荃湾、离岛各地，而即便是“本地人”相对集中的元朗、屯门等地，也有客家人入住其中。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在新界600多个村落中，客家村落约占54%。

     根据前边所引用的客家邓氏等族谱，迁界之前，已经有客家人在此定居了。复界之际不仅原定居的客家人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粤东大批的客家人。仅新界一带，就占一半以上，而新界之外的惠州区域，比重就更大了。因此，深圳特区建立之际，其原住民的主要成分，也就是客家人。

     可以说，愈是艰苦的地方，也只有客家人才去。有一篇《复界记》这么写道：

     村之移也，拆房屋、荒田地、好流亡八载，饿死过半。界之复也，复田也不复海，无片瓦，无寸木盖茅屋。……新安邑抵大洋，无渡海通济，载运货物，麦粟百物皆贵，惟谷特贱，以其无通济也。……

     如此之困厄、艰苦，白手起家，谁可担当？

     所以，客家人在老惠州的人口比例愈来愈大。而他们，也把客家人的“硬颈”精神，敢于抗御外海的勇气，带到了惠州，为惠州日后的辉煌打造了坚实的基础。

     毕竟，在千年迁徙，万里长旋的征途中，形成了他们坚忍不拔、万难不屈的历史品格。而迁界，20多年再度的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则为这一历史品格给出更为鲜明的证明。我们在历经23年的迁界暴政中，究竟有多少倍人不复归——死亡，或者失踪。

     但客家人不仅回来了，而且陆续带来了更多的同胞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