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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对邓演达评价若干问题
                                                         ——纪念邓演达殉难八十周年
                                                                  惠州学院  叶洪添

      为参加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召开的“邓演达与农工党”学术研讨会并隆重纪念邓演达殉难八十周年,我在去年公开发表的《关于对邓演达评价的若干问题》之后,在研究邓演达思想及撰写《邓演达传》的过程中,重新审示我过去发表有关对邓演达研究的论著,再次拜读了许多国内外研究邓演达的专家、教授的杰作,使我从中发现对邓演达的评价问题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我认为,很有必要撰写本文,以阐述我对邓演达评价的基本观点和看法,盼学者同仁及广大读者批评赐教!
      一、邓演达是我国民主党派的开创者,他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决不能称之为“第三党”,走“之间路线”
      邓演达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主持秘密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建立,开创了中国民主党派之先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是一个革命的党,也是一个推动我国历史发展的进步的党,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首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中国农工民主党得到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我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然而,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之时乃至以后,在中共中央及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的文献中都称邓演达组建的新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第三党”,还有不少论著称它为走“中间路线”,这个党既反对中国国民党,也反对中国共产党。
      我认为,无论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第三党”也好,走“中间路线”也罢,今天看来都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我在1993年10月由广东高等出版社出版的《邓演达研究》一书中,也曾采用了邓演达组建的新党是“第三党”和走“中间路线”的说法,现在我在撰写《邓演达传》中,已不再沿用这一错误的提法。
      关于这一问题,刘南燕同志曾作过很好的阐述:邓演达组织临委会发动“平民革命”,其实质仍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是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继承。大革命失败后,虽然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非常强大,但在孙中山旗帜下战斗的革命的国民党人,决不会因为反动势力的猖獗而倒下,必然会组织起来继续孙中山未竟的事业。邓演达站到革命的潮头正是历史的选择,临委会的成立也是历史必然的结果。需要关注的是,临委会不是介于共产党、国民党之间的“第三党”,这种说法早已被邓演达生前所驳斥。因此,以《传略》出版为契机,……改变各种中国现代史书上对临委会冠以“第三党”的称谓,这对农工党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事业都有着现实的意义。(刘南燕主编:《中国农工民主党一干会议人物传略》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第4页)。
      二、邓演达是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家,但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
      关于这一问题,三年前我参加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学术研讨会时,递交了《关于对邓演达评价的若干问题》,已发表了一看法,得到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的赞同。此文已公开发表在《惠州地情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第84—93页)。1944年3月,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研究”》 一文中,多次提及邓演达并给予高度评价,但又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嗣后,许多专家、学者在论文或著作中,都沿用了这一观点。今天来看,这一提法值得商榷,对邓演达的评价也有失公正之处。
      我们在研讨这个问题时,关键是要了解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它的阶级属性、主要特点以及它对革命的态度等问题。小资产阶级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为主,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如中农、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一方面它是劳动者。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具有革命性,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小私有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往往在革命高潮或低潮之时,对革命的态度会左右摇摆,或是表现为革命的狂热性,或是悲观失望。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思想方法上,小资产阶级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党内出现的只重书本知识不重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只重感性知识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反映了这一思想方法;在政治倾向上 ,小资产阶级表现为随着情况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当革命发展较顺利时,易出现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当革命遭受挫折或与资产阶级合作时期,易表现为悲观失望,或表现为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观点;在组织生活方面,小资产阶级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脱离组织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及中共中央的文献中,在论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时,都一致认为小资产阶级除了具有革命性之外,还具有自私性、狭隘性、保守性;同时又具有动摇性、妥协性、狂热性及左右摇摆性。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邓演达,在他思想上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属性和特点吗?显然没有。他从参加革命之日起直至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的短暂一生,都是伟大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始终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始终坚持反对新军阀蒋介石集团的斗争。因而邓演达并非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而是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家。
      三、邓演达的社会主义观具有科学因素,但决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
      有的学者认为,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所追求建立一个小生产者的空想社会主义。我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邓演达认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反帝、反封建、反蒋斗争取得胜利后,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的前程是社会主义。邓演达认为,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一是没有剥削的民主的社会,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最高理想;二是土地国有,生产资料公有制;三是产业社会化,实行有市场的计划经济,生产力高度发展。
      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呢?邓演达认为,第一步建立平民政权,第二步实现社会主义,即建立平民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化”;通过平民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过度到社会主义。 
    邓演达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怎样过度到社会主义呢?一是“一定要在直接生产的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确固以后,运用政权去发展生产,统制生产,使生产组织化社会化;二是“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的产业建设,防止资本主义的弊害,发展生产,为产业社会化的基础,向社会主义前进”。由此可见,邓演达初步提出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私人企业的方针。这一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的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是基本一致的。在邓演达的论著中,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行有市场的计划经济;工农阶级联合领导的平民政权是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当然,在邓演达的社会主义观里,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的,所以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由上面所述,邓演达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具有科学因素的社会主义,而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
      四、邓演达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但决不能说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就成了反共分子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邓演达在大革命失败之前是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而在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就不再是了。其主要根据:一是他组建了第三党,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二是他抛弃了新三民主义,开始丢掉三大政策,逐步走向第三条道路。如有的论者认为,这时,邓演达的思想正向着两个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他猛烈评击国民党南京政府并与之进行英勇斗争,这是向前进的变化;同时他错误地指责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革命斗争以及共产国际,声称必须防止它,消除它,这是向后倒退的变化,说明他逐步抛弃了新三民主义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历史事实是: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仍然不愧为国民党著名的左派领袖人物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主要根据是:
      第一,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不但坚持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新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可见他仍然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人和忠实信徒。
      第二,他要联共,但中共不理睬他。大革命失败后,恰好在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周恩来曾说,“左”的错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那时,斯大林、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中央决议中,都把当时被称为第三党看作是“统治阶级的奸细”、“斗争的对象”。1935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回到上海,即主动找中共商讨联合反蒋问题,中共未予理睬。实事是邓演达要联共,中共不让他联共。
      第三,邓演达有反共的言论,而无反共的行动。
      第四,邓演达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批评,在许多地方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必须作具体分析。由邓演达起草的《政治主张》中指出:“第三国际所号称的世界革命,是以中国革命为手段,为其所谓世界革命的先锋,并且中国革命要它一手包办。像这样办法,实在是忽视了中国民族的要求,客观上必然会阻碍中国解放的工作,延长中国人民所受的苦痛。”(《邓演达文集》,第349页)。邓演达严厉批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做法上犯了“一手包办”的错误,其后果必将“阻碍中国解放”,延长人民“所受的苦痛”。可见,邓演达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批评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当然,与此同时,邓演达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许多批评、指责和谩骂,又是不正确的,也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可以说是他的悲剧所在。
      第五,邓演达虽然指责过中国共产党,但他始终把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作为奋斗目标,把反蒋和推翻反动的国民政府作为己任。在他的成绩和错误问题上,要看主流。应当看到,由于中国社会性质所决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能够坚持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认清蒋介石政权反动实质的人,其根本立场是同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这种人是共产党人最真诚的朋友。我们更不能苛求他永远是一个没有缺点、错误的人。周恩来曾经说过:“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纯粹进步分子的组织。若都是进步分子,还有什么意义呢?”(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称他一贯是国民党左派的理由,唯其如此,我们党才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胡耀邦同志于1981年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邓演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这一评价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客观公正的。
更新日期: 2012-11-5     浏览次数: 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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